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山西省大同市城西约16公里的武州（周）山南麓、武州川的北岸，地理位置为东经113º20’，北纬40º04’。石窟依山开凿，规模恢弘、气势雄浑，东西绵延约1公里，窟区自东而西依自然山势分为东、中、西三区。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洞窟209个，雕刻面积达18000余平方米。造像最高为17米，最小为2厘米，佛龛约计1100多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
云冈石窟在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12月1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7年5月8日被国家旅游局评为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北魏，云冈石窟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多年。此后的东魏、北齐、隋及初唐，平城改为云中郡恒安镇治。
唐代，据金皇统七年（1147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贞观十五年（641年），守臣重建"；唐慧祥撰《古清凉传》卷上（古今胜迹三）记载，当时有一位俨禅师"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以咸亨四年（673年）终于石室"。初唐以后，平城呈现萧条景象，云冈石窟的建设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有大项工程。
辽金，辽兴宗、道宗时期，辽皇室曾对武州山石窟寺进行过延续十年之久的大规模修整。修建了石窟前接木构窟檐的通乐、灵岩、鲸崇、镇国、护国、天宫、崇福、童子、华严、兜率十座大寺，并对一千余尊佛像进行了整修。辽保大二年（1122年）金兵攻占大同，"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大金西京重修华严寺碑》）。金皇统三年至六年（1143-1146年），住持法师禀慧重修"灵岩大阁"（今第三窟外的阁楼），"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金碑》）。
元代，武州山石窟寺庙院尚存。
明代，大同云冈再度荒废。云冈之称始于明嘉靖年间，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路经大同，留部将张天琳驻守后清军入关攻占大同，云冈寺院再遭兵燹，沦为灰烬。
清代，清顺治八年（1651年）云冈寺院得以重修。现存第5、6窟的木构窟檐和寺院即为此时重建。1696年，康熙皇帝于冬日回銮巡幸云冈寺并御书匾额"庄严法相"。清乾隆年间云冈石窟亦曾有修葺。
近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云冈石窟的主要洞窟和窟前木结构建筑（第5、6、7窟）均保存完好。1952年设置专门保护机构，石窟文物得以妥善保护，并对公众开放。
云冈石窟佛教艺术按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的发展，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
早期石窟
即今第16～20窟，亦称为昙曜五窟。根据《魏书·释老志》（卷114）记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于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人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文中记述的开窟五所，就是当时著名的高僧昙曜就选择了钟灵毓秀的武州山，开凿了雄伟壮观的昙曜五窟，揭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第16~20窟即帝王象征的昙曜五窟。平面为马蹄形，穹隆顶，外壁满雕千佛。主要造像为三世佛，佛像高大，面相丰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显示出一种劲健、浑厚、质朴的造像作风。其雕刻技艺继承并发展了汉代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的精华，创造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期石窟
是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阶段，主要有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第11、12、13窟以及未完工的第3窟。这一时期（471-494年），是北魏迁洛以前的孝文时期，是北魏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云冈石窟是集中了全国的优秀人才，以其国力为保证，进而雕凿出更为繁华精美的云冈石窟大窟大像。到孝文帝迁都前，皇家经营的所有大窟大像均已完成，历时40余年。中期洞窟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有的洞窟雕中心塔柱，或具前后室，壁面布局上下重层，左右分段，窟顶多有平棊藻井。造像题材内容多样化，突出了释迦、弥勒佛的地位，流行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出现了护法天神、伎乐天、供养人行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缘和维摩诘故事等。佛像面相丰圆适中，特别是褒衣博带式的佛像盛行，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和造像组合，侧重于护法形象和各种装饰。中期石窟也是积极于改革创新的时期，掀起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过程。这多种因素的综合，也就产生了所谓富丽堂皇的太和风格，主要特点是汉化趋势发展迅速，石窟艺术中国化在这一时期起步并完成，这个时期即云冈中期石窟，它所呈现的内容繁复、雕饰精美的雕刻艺术特点大异于早期石窟，雕刻造型追求工整华丽，从洞窟形制到雕刻内容和风格均有明显的汉化特征。
晚期石窟
北魏迁都洛阳后（494年），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开凿活动虽然停止了，但凿窟造像之风在中下层阶层蔓延起来，亲贵、中下层官吏以及邑人信众充分利用平城旧有的技艺在云冈开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这种小窟小龛的镌建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平城作为北都仍是北魏佛教要地。这时大窟减少，中、小型窟龛从东往西布满崖面。主要分布在第20窟以西，还包括第4窟、14窟、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的小龛，约有200余座中小型洞窟。洞窟大多以单窟形式出现，不再成组。造像题材多为释迦多宝或上为弥勒，下为释迦。佛像和菩萨面形消瘦、长颈、肩窄且下削，这种造像为北魏晚期推行“汉化”改革，出现的一种清新典雅“秀骨清像”的艺术形象，成为北魏后期佛教造像显著特点。这一特征和风格在龙门石窟北魏窟亦有表现，对中国石窟寺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1、2窟是云冈石窟最东端的洞窟，为一组双窟，开凿于公元471—494年。两窟外壁东西两侧各残存一座单层方形佛塔。洞窟上开明窗，下开窟门，平面为方形，平顶，中心塔柱直达窟顶，四壁开龛造像，可供僧人绕塔参禅礼拜，为典型的塔庙窟。据考证，第1、2窟辽代以前窟前曾建护国寺，为云冈十寺之一，明清号曰“石鼓寒泉”，属云中八景之一。
第1窟
第1窟俗称“石鼓洞”。外壁明窗东侧保留了清代朱廷翰题刻的《游云冈石佛寺》诗句。洞窟平面呈长方形，中央方塔为仿木构屋顶塔檐，分上下两层。下层四面各开圆拱龛，龛内雕坐佛；上层四面均开三间盝形帷幕龛，南北雕坐佛，东西雕交脚弥勒菩萨。塔顶处蛟龙盘绕，须弥山逶迤。北壁开大型三间式盝形龛，明间主像为高3.15米的交脚弥勒菩萨，左右梢间为对称设置的舒相坐势思惟菩萨。东壁下层是反应孝道《睒子本生》的佛经故事浮雕，大部分风化严重，现仅存2幅。南壁窟门、明窗两侧屋形龛内，雕刻了《维摩诘所说经》的“文殊问疾品”佛教题材造像。
门拱顶部雕刻二龙缠绕，这种雕刻在门拱上的雌雄双龙造型，明显体现了佛教的护法思想，在云冈石窟中独此一例。顶部南侧雕刻直径1.4米的三朵浅浮雕大团莲。窟顶飞天曼舞环绕团莲，富丽而庄严肃穆，严谨而巧丽活泼，在宣示了一定佛教意义的同时，也为洞窟增添了强烈的艺术动感。
第2窟
俗称“寒泉洞”，因其北壁西端常年有细泉流出。窟外壁明窗上方及西侧题刻“山水有清音”、“云深处”。
洞窟内三级方形浮屠塔居中，塔面上刻出瓦筒、檐椽、斗拱等仿木建筑构件，层层瓦垄出檐，上层四角镂空雕刻八角棱柱，形成了周匝回廊，为研究北魏建筑提供了实物依。
洞窟四壁分层分段布局，最上层雕刻天宫伎乐列龛，龛内的伎乐天人手持筚篥、琵琶、琴、排箫等各种乐器呈演奏状。壁面依次雕刻禅定坐佛带、大型列龛、长卷式浮雕故事，最下层为供养人列像。北壁主像为交脚佛，风化严重。东壁下层雕刻太子“箭射铁鼓”佛传故事，描述了释迦牟尼为太子时与他人张弓射箭比武的场面。
第3窟
又名“灵岩寺洞”，是云冈规模最大的洞窟，洞窟形制较为特殊。整体洞窟高大、雄伟、壮阔。两门四窗，外部建有巨大平台，平台中央是一座矩形洞窟，内置交脚弥勒，俗称“弥勒洞”；东西两端各有一座方形三层石塔，风化严重。平台上石壁平展而高耸，平台石壁10米以上的位置，整齐排列着12个呈纵长方形的梁孔，梁孔内部深处均与山顶作竖井相通。
后室雕三尊大像，主尊为倚坐佛像，高约10米，肉髻高耸，面相圆润，五官端正，眼大耳阔，两眉间白毫鲜明，身姿挺拔，比例协调，通肩式袈裟紧贴身躯，厚实圆润的双手作无畏、与愿印。左右两侧胁侍菩萨高6米，头顶发髻高耸，发丝根根有序；头发成缕，散披两肩；宝冠雕刻精细入微，显示了严谨的设计思想和成熟的雕刻技艺。这三尊造像较之云冈其它造像，都更加丰满圆润，在艺术表现上明显区别于其它造像。其雕凿年代，目前有北魏、隋、唐及辽四说，多依据造像艺术风格而推论。
洞窟内地面上沟槽纵横，深浅不一，呈现出大规模人工取石及正在开凿洞窟的施工场景。这些遗迹现象的存在，为研究石窟开凿方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第4窟
塔庙窟，一门两窗。由于工程没有全部完成，洞窟内外地面凹凸不平，石窟整体显得有些零乱。
洞窟平面呈方形，中央雕中心塔柱。窟门上方左右各开一个明窗，拱门和明窗呈倒“品”字型结构。
中心塔柱四面造像，均为一佛二菩萨。窟内四壁风化严重，南壁有正光年间（520-525）“为亡夫侍中造像记”题铭，约100余字，是云冈石窟目前最晚的北魏造像铭记，现已风化不清。窟顶东端可见团莲与飞天。
第5窟
第5窟位于云冈石窟群中部，与第6窟是一组统一设计、建造的双窟，属于云冈中期洞窟。窟外各有一座清顺治八年加盖的四层五间式木构阁楼，清代号称“云冈佛阁”或“石窟摩云”，为云中八景之一。这对竖式设计的双子佛阁，既亭亭玉立，又合璧庄重，体现了我们祖先工匠对石窟寺殿宇的精准理解，也是目前云冈石窟仅存的古代窟檐建筑。它除了具有佛殿功能外，同时还起到遮风挡雨作用，特别是保持了窟内温湿度的相对恒定，使得第5、6窟的造像雕刻保存状态远优于其它无窟檐的洞窟。
第5窟前室东西两壁绘有“护法诸天”形象，应是清初重修佛阁时的作品。《重修云岗大石佛阁碑记》立于西壁旁，为宣大总督佟养量所撰。
第5窟洞窟为平面呈椭圆形、穹隆顶式的大像窟，洞窟东西最大宽度约22米，南北最大进深约17米，创云冈同类型洞窟的规模之最。主尊坐佛高17.40米，是云冈的第一大佛。这尊云冈的最高佛像，从头到脚均敷泥施彩，面部与胸部贴金，螺发与长眉绀蓝。大衣两裾由双肩垂直落下，飘逸自然，裹腹裤腰中央对称皱褶，齐整美观。服装宽大合体，下垂感强，似以质地优良的丝绸布料做就，体现了高超的泥塑水平。东西两壁的胁侍佛像高达8米。在主尊佛像背后开凿出宽阔的诵经道，为僧侣、香客提供了环绕礼拜的通道。除此之外窟门拱两壁护法力士的上层，雕有禅定状二佛。二佛结跏趺坐于枝叶繁茂的无忧树下，凸显对称、肃穆之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南壁窟门与明窗间雕列龛两排，上排为八个圆拱龛，下排为八个盝形帷幕龛，龛内均置坐佛，齐整有序、威严肃穆。南壁上层东西两侧，各雕有高浮雕大象驮负须弥座五层瓦顶出檐佛塔，设计精巧、呼之欲出，是云冈石窟佛塔雕刻的精品，也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与印度佛教艺术相结合的典范。西壁第五层北侧圆拱龛内，是一尊交脚著菩萨装的佛像，左手抚膝，作降魔印，右手伸展于右胸，作无畏印。佛像肉髻高耸，面相饱满方圆，身姿挺拔，上身交叉帔帛之两侧上翘于双臂，下身系长裙，跣脚坐狮子座上。菩萨装佛像，在云冈仅此一例，这是北魏当年盛行的弥勒信仰在云冈石窟中的一种新表现。
第6窟
第6窟完成于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之前。第6窟楼阁东西两壁绘有十八罗汉形象，每壁九身，手执不同法器，立于云海之间，是清初重建阁楼时的作品。窟门上方，旧时悬有康熙皇帝御笔“庄严法相”匾，但在文革“破四旧”时被毁。窟门两侧雕刻的八角柱，原本由大象和狮子驮承；柱旁两壁是怒目横眉、体格健硕的四天王塑像，天王上方崖壁绘有一对白色红地的五爪龙，体态生动，气势非凡。
洞窟形制为中心塔柱窟，中心塔柱高约14.4米，分为上下两层，直抵窟顶。洞窟整体设计，中轴贯穿，两侧对称；壁面规范整齐，龛像上下分层，叙事左右连续，是云冈石窟中规模最大、设计最完整、内容最丰富、雕刻最精细、最为富丽堂皇的洞窟，也是保存状态最好的洞窟之一。据初步统计，该窟现存各类佛教造像2900余尊，装饰图案穿插其中，芸芸众相、各尽风貌。
中心塔柱南面下层龛内，端坐着一尊身著龙纹袈裟的泥塑佛像，左手抚膝，右手施无畏印，螺发绀蓝，表情淡然，是一尊后世包泥彩塑的佛像。这是云冈石窟中唯一身著龙袍的佛像，泥皮坚实，衣纹流畅，装饰讲究，颜色苍古，特别是袈裟上的龙形贴塑不同凡响，大约属于辽金作品。
塔柱上层为四面立佛，四角各有一座大象驮立的九层镂空塔柱，倚塔内侧站立着8身胁侍菩萨，与四立佛等高呼应。在南壁的窟门与明窗之间，雕有一个大型屋形龛。屋檐帷幕之下，端坐着三位姿态各异的圣者，他们分别是释迦、文殊和维摩诘。佛结跏坐在中央的须弥座上，施无畏与愿手印，静静倾听；文殊菩萨在佛右侧，半跨坐榻，双手动作似在言说；佛左侧的维摩居士，头戴尖顶帽，身著大氅，右手举麈尾，侧身似与菩萨对话。此幅浮雕画面，表现的是《维摩诘经》第十一“菩萨行品”的故事情节。
除此之外东壁中层南侧有“鹿苑说法”，西壁对应为“弥勒出世”。东壁北侧有“降服火龙”故事龛，西壁中层中央有“降魔成道”故事龛，在“降服火龙”龛外，崇山峻岭之间有9身瘦骨嶙峋、身着短裤，背囊攀山的梵志形象；在“降魔成道”龛外，有17身面相狰狞，手执各种武器，向佛袭击的魔军。这些形象的创造，融入了艺术家对佛经故事的理解，生动而夸张，精彩而丰富，令人叹为观止。
第6窟中佛传故事是表现的主题之一。从中心塔柱下层四面到洞窟东、南、西三壁下方，以右旋礼佛的顺序，浮雕刻画出数十幅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讲述了古印度释迦族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出身不凡、智力超群，却深感人生的苦恼，决意出家寻求解脱，历经了种种磨难，降服了魔军外道，最后悟道成佛的故事。
第7窟
第7与第8窟为一组双窟，位于云冈石窟群中部，是继早期昙曜五窟之后开凿的洞窟。窟外建有上下三层，面阔三间的窟檐，该窟檐是1993年按照原有清代阁楼样式重新修建的。
第7窟前室北壁上开明窗，下凿窟门，壁面风化严重，但其窗门外侧残留的多层造像与印度阿旃陀的大拱门洞窟外壁雕刻十分相似。第7窟前室东壁上部均分层分栏雕刻佛本生故事画面。后室北壁造像分为上下两层大龛，下层龛内为二佛并坐。上层龛内中央主像为交脚弥勒菩萨，两侧为倚坐佛像。
明窗与拱门雕刻尤为精彩。明窗为拱顶，拱壁外侧风化，内侧上边楞为弧形翻转的两条蛟龙，龙首下，两侧各有一尊立式菩萨，站在束帛座上。拱壁两侧，下为山峦，拔地而起的是沧桑而婀娜生长的大树，树荫下各端坐一位坐禅比丘形象。
窟门拱顶正中雕一朵团莲，四周飞天起舞。内侧上拱边框为连续排列的忍冬叶，周围雕伎乐天人。拱内侧壁分为上下层，下层为天王门神，逆发胡人形象，手持金刚杵或三叉戟。上层雕出多头多臂神像，东壁雕三头四臂，西壁雕三头六臂。
南壁窟门两侧，雕刻着一对塔形门柱，塔身方形，每层有童子相的夜叉，二童子作出相互戏谑的动作，生动有趣。塔底是举塔力士，风化得仅剩轮廓。塔顶为向两旁舒展的山花蕉叶，居中盘坐童子。云冈石窟出现的类似塔柱，明显来源于犍陀罗文化。明窗与窟门间的横向长方形龛，上挂帷幕，两旁立柱，龛内雕刻6身胡跪或随意坐姿的供养天人，神态传神，姿态优美。
第8窟
第8窟前室北壁上开明窗，下凿窟门，壁面风化严重。前室西壁雕千佛及供养人，但均风化严重无存。东壁雕刻佛本生故事以及供养人，但因风化严重不可辨认，下层北侧有一拱门与第7窟相通。
后室北壁顶部三角纹带雕刻之下有上、下两层大龛，下龛为圆拱龛，高4米，龛内雕坐佛。上龛为盝形帷幕龛，龛内中央为倚坐佛，两侧各有一交脚菩萨，最外两侧为思惟菩萨。龛楣十二格内各雕一身飞天，龛楣上方雕有十四身伎乐天。
明窗东西两壁雕刻内容相似，呈对称之貌，下层均雕连绵的山岳，上层均为坐禅弟子。同时两壁北侧各雕有枝繁叶茂的菩提树，树枝交绕于拱顶，位于菩提树的北侧还各有一位菩萨，菩萨姿态优美，神态自若立于束帛座之上。
拱门东西两壁下层现各存力士一驱，但下部风化严重。上层东壁雕三头八臂护法神像，身骑牛。西壁雕五头六臂护法神像，身骑孔雀。如果说拱门两处的护法雕刻是外来文化交融的印记，那么第8窟南壁门侧现存的一组忍冬束腰双茎四团莲造型的雕刻就更突显出云冈石窟的独特性，超现实的艺术样式，是对云冈石窟开凿者的大胆艺术创造的折射。
第9、10窟
第9、10窟位于云冈石窟群中部，为一组双窟，2014年新建一座七间木结构窟檐以保护文物。第9、10窟相互毗邻，这两窟的前庭也是经过统一设计和营造的。1938年，日本京都大学调查队曾对第9、10窟前地面进行局部发掘，发现了北魏基岩上的纹饰雕刻。1972年和1992年，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的两次考古发掘，进一步获得了这组洞窟前庭地面全面的遗存信息。遗迹显示，在第9、10窟窟前地面上，东西排列着四朵浅浮雕大团莲图案，外框为莲瓣纹饰带和联珠纹饰带；在列柱之间（甬道）和莲花周围，均有龟背纹雕刻。这样的窟前基岩地面雕饰，在云冈独一无二，体现了这组双窟特殊的结构形制与窟内外的完整性原则。
第9、10窟共用一个屋顶，合成统一的外观造型，洞窟均由前堂后室组成，对称均衡，大小相当；各个壁面的设计，也力求同一对应。9窟外东侧和10窟外西侧各竖立一座高大多层的佛塔，洞窟外壁又各自并立两根石柱，均为三开间，石柱上还雕刻千佛，柱基承以狮、象，蔚为壮观。
第9窟窟门为仿中国传统庑殿式建筑，两侧对称布龛，中西合璧，具有浓重的装饰意味。窟内四壁分层布龛，造像题材多出自《法华经》。窟顶为平棊格状，格内雕团莲及飞天，八夜叉体魄健硕，力举万钧，单手承托横枋。后室北壁主像雕释迦，东西两壁各一胁侍菩萨。第9窟后室北壁雕倚坐佛，高9.8米，经后世补塑施彩。东、西壁北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高5.3米，均经后世补塑。南壁雕刻保存较为完整，内容十分丰富，表现了大量的佛教因缘故事，如：鬼子母失子缘、二兄弟出家缘、尼乾子投火缘、天女供养缘等，这些故事均出自于昙曜高僧所译的佛经《杂宝藏经》。
在第10窟前室北壁的明窗与窟门间，雕刻着一幅以山岳为主，众多人物、动物和植物等组合的画面。其中央是上下群山，山峦起伏，生机盎然；山腰二龙缠绕，龙头外向，形成了下大上小、中间细的须弥山造型；两侧各雕三头四臂和五头六臂的天神形象，手举日月、弓箭，岿然踞坐。这就是著名的云冈须弥山图，讲述的二龙王、帝释天与阿修罗王战斗的故事。前室东西两壁各雕三间式屋形龛，龛内佛像面相慈和，菩萨神情恬静。阎浮树下，半跏坐思维菩萨，一手支颐，沉于四谛。窟门东西两侧金刚力士，头戴鸟羽冠，手持金刚杵，表情和善。后室北壁的北魏雕像水蚀风化殆尽，现有坐佛像为后代补塑，从残存的双肩轮廓，头光与身光中的坐佛、飞天、火焰纹等雕刻，以及明清佛座两侧下部突出的双脚脚尖分析推测，这里曾经雕刻一尊不低于9.8米的交脚菩萨大像，东西两壁各为高约6米经后世包泥的思惟菩萨像。
第10窟后室“魔王波旬欲来恼佛”、“提婆与佛陀因缘”、“大光明王始发道心”、“吉利鸟因缘”、“妇女厌世出家”等本生故事。如此众多的佛本生因缘故事雕刻，均来源于有关譬喻谈和因缘谈的佛教经典，无不体现佛法宏大宽容、力量无穷的特点。这些大乘佛教故事，生动有趣而富有哲理。
第11窟
第11窟与第12、13窟为一组同时开凿的洞窟，属于北魏云冈中期石窟，都是云冈艺术走向成熟时期的作品。第11窟内中央的方形塔柱直抵顶部，属于中心塔柱式洞窟。
进入第11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大挺拔的中心塔柱，塔分上下两层，由塔基、塔身与塔顶组成。方塔下层高大，约为总高度的三分之二，东、南、西、北四面设龛，各有一尊立佛雕塑，属于《金光明经》宣讲的“四方四佛”题材，正面立佛两侧胁侍菩萨，细颈瘦腰，神态温雅，为辽代补凿；上层亦为四面佛龛，正面雕刻交脚菩萨及舒相坐思惟菩萨像，东、西、北三面均作并列二立佛像；塔顶须弥座上，山花蕉叶肥大而舒张，三首阿修罗像居中，与窟顶相连。这座云冈最早的石窟方塔，与后来出现的塔窟之塔以及普遍盛行的出檐式方塔明显不同，更多地体现了西域建筑的艺术特征。
西壁屋形大龛内七尊立佛，波状发式，面型丰润，形体高大，华衣飘逸。同时在第11窟东壁上层有一块北魏太和七年（483）造像碑，碑中书体端朴高古，寄巧于拙，是云冈北魏题铭中文字最多，最为完整的碑记。碑文24列341字，记载了北魏京师地区五十四位邑义信士女自愿在武州山石窟敬造佛像九十五躯的史实，这是云冈石窟现存最早的北魏造像记。
第11窟除窟顶、中心塔柱坚持了整体规范原则，其余壁面杂乱无章、随意补缀。可见原本是统一进行的国家工程，被搁置下来，被迫引进了民间资本，转换为零散的民众捐建项目。然而，云冈这些被放弃的计划工程和中途停工的洞窟，留给我们的或许不仅仅是遗憾和谜团，更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石窟开凿程序、佛教时尚信仰、艺术风格变化等丰富内涵。
第12窟
第12窟因前室出现大量演奏乐器的造像而得名“音乐窟”。洞窟具前室、后室。洞窟形制为佛殿窟，洞窟设计规整，雕饰华丽。此窟内外的设计体现出皇家宫殿式建筑格局的规范性和完整性。
第12窟中前室雕刻的各类手持不同乐器的音乐伎特别引人入胜。前室北壁最上层的天宫乐伎，是一个以壁面通栏形式塑造的由十四个圆拱联龛排列组成的乐伎形式。十四位乐伎各占一个圆拱龛，龛间并用立柱、紧密相联，联龛间上隅的童子像平添了更多的朝气与活泼。乐伎从东到西分别以担鼓、埙、义觜笛、细腰鼓、琴、箜篌、筚篥、琵琶、筝、横笛、琵琶、排箫、齐鼓、吹指等乐器作演奏状，结构宏大、形式侈丽、场面壮观。
12窟前室顶壁交接的弧面上，突出地雕刻了手执不同乐器、站立演奏的六身夜叉形象。南壁三身：中间者双脚交叉而立，两手高举，食指对拨；东侧一身挎腰鼓，西侧一身挎担鼓。东南角和西南角各一身，手捧筚篥和埙。另外一身位于东壁上方，手执曲颈琵琶。这些有头光的夜叉乐伎，体形较大，身体和四肢滚圆粗短，身著短裤，上身赤裸。其中央双手高举者，扭腰耸胯，两腿交叉，手指呈拨击状，仿佛为指挥领舞者。
12窟门楣上一组舞伎群，动作连贯，气韵奔放，是人间舞姿的艺术再现。窟顶逆发形伎乐天，体格壮硕，具有北方少数民族性格特点。该窟内乐器雕刻的形制、演奏方式以及乐队的组合形式，反映出的东西方文化艺术交融以及北魏社会乐舞发展的时代特征，是中国音乐史上弥足珍贵的绝版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