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晋公司 敢于向帝国主义抗争的山西民族商人

脱胎于保矿斗争中的保晋公司，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逻辑和历史必然性。保晋公司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曲折发展，成为振兴民族工业，特别是民族能源重化工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分析研究保晋公司产生和发展的客观逻辑和历史必然性，正确评价保晋公司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保晋公司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保晋公司，全称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公司，1907年创办，1937年日军侵占阳泉后被迫停业。

近代中国，随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资本输出、商品输出的扩大，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客观上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受到甲午战争导致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刺激，于1895年夏代湖广总督张之洞撰写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痛陈其实业救国的主张：“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中国人数甲于五洲，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

他首先在江苏南通建立起大生纱厂，继之，荣宗敬、荣德生建立江苏无锡保兴面粉厂，周学熙建立河北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一时之间，民族工业厂家纷纷建立。随后，新办的以轻工业为主的民族工业企业由沿海向内地扩展，棉纺织业、面粉、火柴等企业发展最为迅速。

民族工业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和束缚，发展十分艰难。但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保晋公司也就应运而生。

近代中国社会为保晋公司的建立提供了历史机遇和必要条件，但是，保晋公司之所以在内地山西建立，却是源于自然因素和特殊的历史事件。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山西蕴藏着丰富的煤铁资源。16世纪至17世纪，英、法、德、俄、日等国成为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疯狂掠夺原料、抢占市场。

特别是二十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加紧了对最重要的原料来源的掠夺，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来源的掠夺”。

1870年，德国李希霍芬来山西勘察山西的煤炭资源情况，在其《中国旅行报告书》中，披露：山西的煤炭贮藏量约有6300亿吨之多。山西遂成为帝国主义争相掠夺的重要目标之一。

1896年意大利罗沙第在中国考察后，首先做出掠夺山西煤炭的计划，并于1897年成立在英国注册的英意联合的福公司。福公司与清山西巡抚胡聘之、知府刘鹗狼狈勾结，签订《请办晋省矿务借款合同》，攫取山西的采矿权。

其后，清山西商务局于1898年5月21日在总理衙门与福公司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务章程》20条，英国福公司正式攫取了盂县、平定州、泽州府、潞安府与平阳府煤铁以及石油开采权和修路、架桥等一系列特权。

帝国主义公开掠夺及清政府公开出卖山西矿权的行径，引发了山西大规模的赎矿争矿的爱国运动。

1905年，由平定李毓蕙、黄守渊、张士林等发起的保矿运动，得到山西各界的积极响应。省城大中学堂罢课游行，集会发表收回矿权宣言。山西籍留日学生同乡会发通电、发公开信予以声援，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以示抗议。

1906年，在太原争矿集会上，渠本翘呼吁山西父老收回矿权。刘笃敬等将废约争矿目标定为“赎矿自办”。

1908年1月，福公司与山西商务局签署《赎回山西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开矿制铁转运正续各章程之合同》，放弃“矿权”。在保矿斗争如火如荼之际，实业人士刘懋赏、冯济川、渠本翘等人筹建保晋矿务公司。

1908年7月，山西商办全省矿务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渠本翘任总理，总公司设在太原海子边。为了如期交付福公司的275万两赎银，保晋公司从全省各县钱粮亩捐公股和个人募集私股中拿出白银117.9万两垫付，确保了最终胜利。

保矿运动对帝国主义掠夺山西煤铁资源的经济侵略行为，对清廷封建官僚腐败无能出卖资源的卖国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风起云涌的保矿斗争中应运而生的保晋公司，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成果，这也决定了保晋公司的民族资本主义性质。

保晋公司是民族工业特别是民族能源重化工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肩负振兴民族工业重任的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必然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但是，作为新生力量的保晋公司仍然显示了顽强生机。保晋公司的发展与整个民族命运息息相关。

保晋公司在成立之初，便显露了其勃勃生机。保晋公司在省内有平定、寿阳、大同、晋城四大分公司，在省外有石家庄、保定、北京、天津、上海等分公司或分销处，统掌山西全省的煤炭开采和销售业务。

1907年，全省煤炭产量为2215吨，第二年为5572吨，第三年26810吨，第四年55223吨，第五年则达到133261吨，五年增加60多倍。

特别是辛亥革命革故鼎新，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制度上的束缚和障碍。政府奖励发展工商实业的方针政策及制订的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法律上的保护。

1916年到1924年，是保晋公司发展的黄金时期。煤产量年年攀升，利润年年盈余。1916年保晋公司总部由太原迁至阳泉时，年产量为69072吨；1922年8月至1923年7月，一年的产量就达到了410953吨。

保晋公司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得以发展，既有着客观历史条件，也有自身主观因素。

首先，公司矿厂领导层、管理层精通矿铁专业和企业管理，且尽职敬业。历任总理渠本翘、刘笃敬、崔廷献、常旭春都是敬业尽职的专家型老总。首任总理渠本翘曾留学日本，并担任过驻日本横滨的领事，熟悉外国实业经营之道，回国后又有合资经营火柴工业之实践，因此，由他领导的保晋公司，在章程的议定、人员的选用、公司的管理等方面，融入了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先进经营管理理念。

第三任总理崔廷献，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毕业，后又留学日本，研究过政治、法律、经济等科，回国后从事过教育、农林、实业、铁路、内务、财政、民政等多种公务。他们通过考试择优选贤任能，选用了一批批精通矿业和企业管理的专门人才。

《1936年保晋公司职员明细表》载：总公司经理、协理、总稽核、总工程师以及各矿厂长都是大学毕业生，且多数为矿业专业毕业生；总公司机关和各矿厂的职员143人中，大学毕业生32人。1918年6月建成的保晋铁厂选聘山西大学堂西斋毕业、后留学英国南威尔斯大学专攻冶金学的赵铁卿任厂长，管理层面也选用冶铁、铸造、机械维修的专门人才，为公司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其次，保晋公司借鉴和采用了资本主义股份制经营模式和营销方式，学习仿效西方股份公司集资办企业的经验，设置主权机关、领导机关、执行机关，做到了职权分明责权明确。主权机关为股东会，领导机关为董事会，执行机关由总公司、分公司、分销处、各矿厂组成。各管理层面均有章可循，责权分明。

再次，保晋公司采用运用机器和电力等先进的生产方式。保晋矿业公司改进传统人工采掘方式，逐步由机器替代繁重的人工劳动，各矿厂使用电力照明。

运输中大量使用小铁轨和矿车，首开山西煤炭发展史上机器生产之先河。

保晋铁厂起点高，选用设备以进口为主，从日本购回58立方米高炉的全套设备，包括3座贝氏热风炉、3台立式钢炉、1台30马力送风机和全部安装所需的高铝耐火砖。

1932年扩大翻砂厂，增设化铁炉、砂心房、烤芯窑，专门铸造各式铁管、器皿等。

1936年投资兴建第二座高炉，购回250马力的汽风机1台。到1937年，保晋铁厂的主要机械设施有20吨熔矿炉1座，30吨熔炉基础1座，浦德林热风炉4部，烧窑6座；旋床、刨床、铣床、铡床、钻床等共30余台件；75千瓦、60千瓦、28千瓦、3.6千瓦发电机各1部；100马力、150马力锅炉各1台——成为集冶铁、铸造、机械维修为一体的中型钢铁企业。

再加之正太铁路的全线贯通和阳泉火车站的设立，保晋公司总部由太原海子边移至阳泉等因素，保晋公司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仍然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起来，成为民族工业特别是民族重工业发展的里程碑。

肯定保晋公司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保晋公司作为清末民初山西近代工业史上最大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其产生和发展，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作为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它和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命运攸关。在其发展途程中，也必然要遭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打压，甚至在日寇侵华的浩劫中被掠夺。

保晋公司作为振兴民族工业，特别是民族能源重化工工业的一面旗帜，引领了山西民族工业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山西民族工业发展的基础，其对山西乃至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更重要的在精神层面。

保晋公司为保障其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纯粹性，在历次修订的章程中，都明文规定：“本公司惟收华股，不收洋股。附股者如将股票售于外人，经本公司查知，或经他人转告，立将所入之股，注销不认。”（《保晋矿务总公司简章》第五条，《保晋档案》第8页）这项规定，斩钉截铁，贯穿始终，成为立企之本，即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也绝不更改，展示了民族工业自强不息的风范。

保晋公司时处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其存在的30年，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军阀混战纷扰，每发展一步，都要克服重重困难，靠的就是这种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的精神。

阳泉煤外运主要靠正太铁路。但是，铁路货运权掌握在法国人手里。煤运价吨公里3.2分，比世界铁路会议制定的“万国煤运率”吨英里0.7分高5倍多，比国内国有铁路吨公里0.7分也高3倍多。为此，崔廷献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多次与交通部、正太铁路局交涉，迫使运价一次次核减。

据民国十九年（1930年）《保晋公司报告书稿》载：民国十三年，“内乱开始，战祸蔓延，交通梗阻，运输困难。十五年战祸又起……石庄大同两处，迭被驻军蹂躏，颇受损失。”“最近七年间，无日不在战火纷扰之中。”（《保晋档案》第23页）处于兵连祸结、军阀割据的民国时期，税捐繁多。

仅1927年一年，公司就先后奉令摊派临时铺捐、平定县派认临时公债、派粮秣捐、派临时军费借款等多笔杂销，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经营。加之境内的矿区纠葛、采掘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以及煤价、运费等诸方面的涨落变化，均给保晋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挑战。但是，就是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他们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披荆斩棘，奋然前行，书写了山西民族工业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