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洁先生的《金戈铁马——与山西有关的著名战役》一书出版,阅读后感想颇多。
人类的过往,总的来说,留下来的历史,战争占有很大成分。《左传》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话,就很好地体现了战争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左传》就很生动细致地记录和描写了很多战争的场面;太史公写《史记》,同样如此。至司马温公撰著的编年体历史巨著《资治通鉴》,连文化史和经济史上的重要事件大多都被略去不提,可还是详细载录了诸多战事战役。这都体现出血腥的战争给社会和民众所造成的深重影响。
战争带给民众的痛苦是深重的,但这既然是构成过往历史的重要内容,我们就不仅无法回避,还要多做出一些研究,并把这些研究的结果,推送到社会公众的面前,以便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些过往的历史。
广洁先生这部《金戈铁马——与山西有关的著名战役》,选择山西历史上近50个重要战役,一一重现这些战役发生的时间、缘起、进程、结局及其影响。每一场战役的具体地点,当然都是在今山西省境内,但这些战役的重要性和它的影响,往往都超出山西一地,关系到这方土地的全局性问题。
尽管如此,广洁先生在这部书中按照历史事件发生地点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一般来说,这首先还是个区域史的问题;更具体地说,是个区域军事史问题。不过学科的类别,总是由研究者根据自己入手的便宜来设定,对于我这个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人来说,历史时期特定空间内发生的军事活动,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将其一部分研究内容归结为历史军事地理问题;至少这是我们审视这些战役的一个重要视角,事实上广洁先生在这部书中也是这样做的。他对许多古战场的野外考察,正是研究历史军事地理应该采取的方法。
谈到历史军事地理问题,就不能不提到清朝初年学者顾祖禹的名著《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在这部书中山西部分的序言里,一开头的论述就通观全局,纵览古今,可以说概括了山西地区军事地理形势的总体特点。古往今来,山西境内大大小小无数战役,若是从军事地理角度加以分析,进行描述,都不能脱离这个框架。读者阅读广洁先生这部书,认识和了解山西历史上的这些战役,心中最好也能先有这个框架作背景。
若是再进一步展开说明山西这一区域在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大格局中的地位,则可以看到,今黄河中下游平原的核心地带亦即所谓中原地区,往往是决定一个政治势力成败兴亡最为关键的地理枢纽。在这一区域的外围,关中渭河平原,地理形势自成一体。西汉初年,张良劝说刘邦离开中原的腹心洛阳而去关中建都,就说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也就是足以利用关中控扼中原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就等同于控扼天下。顾祖禹在谈论山西的军事地理形势时说“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在一定意义上来讲,也就是说山西在这方面具有仅次于关中的重要地位。盖山西高原因有山环河绕,地势也能自成一体,居高临下,震慑中原,因而对于全国的形势具有重要影响,诚可谓举足轻重。
正因为山西地区这一举足轻重的地位,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向东挪移函谷关的位置(由今河南灵宝东移至今河南新安),亦即进行所谓“广关”之举时,才特意把整个山西高原都囊括进“关中”区域之内。进一步解释这一举措的意义,则是汉代初年以来一直实行以关中控御关东的地域控制政策,而关东被控制的对象,在当时最主要的是各个诸侯王国。在经过此番“广关”之后,山西高原被列为与关中几乎同等重要的朝廷直接控制区域,从而大大加强了朝廷的实力(西汉末扬雄著《方言》,往往用“自关而西秦晋之间”云云来把三晋与关中划为同一个有诸多共享词汇的区域,这种语言应用状况的形成,我想就应与汉武帝这次“广关”具有密切联系),这在西汉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消长变化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原因无他,就在于山西高原重要的军事地位。
这样的军事地理地位,当然只是山西境内历史时期那些重要战役得以发生和进行一般性的背景,读者们还是要通过阅读广洁先生书中的论述,才能清楚地一一知悉那些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都足以声震天下的三晋兵事。
人类的过往,总的来说,留下来的历史,战争占有很大成分。《左传》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话,就很好地体现了战争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左传》就很生动细致地记录和描写了很多战争的场面;太史公写《史记》,同样如此。至司马温公撰著的编年体历史巨著《资治通鉴》,连文化史和经济史上的重要事件大多都被略去不提,可还是详细载录了诸多战事战役。这都体现出血腥的战争给社会和民众所造成的深重影响。
战争带给民众的痛苦是深重的,但这既然是构成过往历史的重要内容,我们就不仅无法回避,还要多做出一些研究,并把这些研究的结果,推送到社会公众的面前,以便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些过往的历史。
广洁先生这部《金戈铁马——与山西有关的著名战役》,选择山西历史上近50个重要战役,一一重现这些战役发生的时间、缘起、进程、结局及其影响。每一场战役的具体地点,当然都是在今山西省境内,但这些战役的重要性和它的影响,往往都超出山西一地,关系到这方土地的全局性问题。
尽管如此,广洁先生在这部书中按照历史事件发生地点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一般来说,这首先还是个区域史的问题;更具体地说,是个区域军事史问题。不过学科的类别,总是由研究者根据自己入手的便宜来设定,对于我这个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人来说,历史时期特定空间内发生的军事活动,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将其一部分研究内容归结为历史军事地理问题;至少这是我们审视这些战役的一个重要视角,事实上广洁先生在这部书中也是这样做的。他对许多古战场的野外考察,正是研究历史军事地理应该采取的方法。
谈到历史军事地理问题,就不能不提到清朝初年学者顾祖禹的名著《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在这部书中山西部分的序言里,一开头的论述就通观全局,纵览古今,可以说概括了山西地区军事地理形势的总体特点。古往今来,山西境内大大小小无数战役,若是从军事地理角度加以分析,进行描述,都不能脱离这个框架。读者阅读广洁先生这部书,认识和了解山西历史上的这些战役,心中最好也能先有这个框架作背景。
若是再进一步展开说明山西这一区域在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大格局中的地位,则可以看到,今黄河中下游平原的核心地带亦即所谓中原地区,往往是决定一个政治势力成败兴亡最为关键的地理枢纽。在这一区域的外围,关中渭河平原,地理形势自成一体。西汉初年,张良劝说刘邦离开中原的腹心洛阳而去关中建都,就说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也就是足以利用关中控扼中原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就等同于控扼天下。顾祖禹在谈论山西的军事地理形势时说“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在一定意义上来讲,也就是说山西在这方面具有仅次于关中的重要地位。盖山西高原因有山环河绕,地势也能自成一体,居高临下,震慑中原,因而对于全国的形势具有重要影响,诚可谓举足轻重。
正因为山西地区这一举足轻重的地位,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向东挪移函谷关的位置(由今河南灵宝东移至今河南新安),亦即进行所谓“广关”之举时,才特意把整个山西高原都囊括进“关中”区域之内。进一步解释这一举措的意义,则是汉代初年以来一直实行以关中控御关东的地域控制政策,而关东被控制的对象,在当时最主要的是各个诸侯王国。在经过此番“广关”之后,山西高原被列为与关中几乎同等重要的朝廷直接控制区域,从而大大加强了朝廷的实力(西汉末扬雄著《方言》,往往用“自关而西秦晋之间”云云来把三晋与关中划为同一个有诸多共享词汇的区域,这种语言应用状况的形成,我想就应与汉武帝这次“广关”具有密切联系),这在西汉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消长变化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原因无他,就在于山西高原重要的军事地位。
这样的军事地理地位,当然只是山西境内历史时期那些重要战役得以发生和进行一般性的背景,读者们还是要通过阅读广洁先生书中的论述,才能清楚地一一知悉那些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都足以声震天下的三晋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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