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应该是外来物种本土化最为成功的一种农作物，目前学界基本认同，小麦的故乡在西亚、北非的新月沃土地区。所谓“新月沃土”是指西亚、北非地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以及附近一连串肥沃的土地，形似一弯新月，故称“新月沃土”。位于这一地区的伊拉克北部曾发现了距今八千年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小麦。
从遥远的西亚来到中国的黄河流域，小麦迁徙的时间大概经历了三千年，想想这真是漫长而艰辛的移民之路。从肥沃的地中海翻山越岭来到中国的北方，温暖湿润的地中海气候和这里干燥寒冷的气候差别很大，努力适应气候变化，让自己艰难生存而又不失锋芒，麦子这种植物孕育的精神让它有资格得以摆上了中国人的祭坛。
周代四时祭祀，夏祭时规定祭祀品便是小麦。《春秋说题辞》曰：“麦之为言殖也。寝生，触冻而不息，精射刺直。故麦含芒,生且立也。”这是冬小麦具有的品质，所以周代制定祭祀祖先时把“麦”作为夏祭贡品，摆上了祭坛。
麦子虽然千里跋涉来到神州大地，并且获得了崇高的荣誉，但是距它走下神坛、进入千家万户的饭碗还差很远。三千年前的周朝，即便就是王室成员，想吃馒头、饼子、面条，那也是不可能的，至于说什么饸饹、剔尖、刀削面这种家常便饭就更想也不用想了。
农业生产出现之前，人们的食物来源是狩猎和采摘，最初的烹饪方式也不过是“烧烤”，利用火而展开的各种方式的熟食加工。但是这种方式显然不适合麦粒、米粒这类农作物。
围绕“吃”展开的发明创造推动着人类的文明，烧制陶器，利用陶罐等器皿将谷粒加水煮熟，大概就是最早的米饭。粒食在很长时间内是人们饮食的主要形态，对于稻米、黍米、粟米这类粮食作物，粒食的口感还是不错的，即便舂米的水平尚且不如现在，但还是比较容易入口的，而小麦这种作物粒食的口感便实在是粗粝不堪，吃起来并不适口。人们对这种作物的接受程度并不是很高，种植积极性不高。这恐怕就跟这种东西还不是很好吃有直接关系，再加上小麦当时的产量并不高，让几千年来吃惯了小米饭、黍米饭的人们接受这种比较涩口的食物还是挺难的。在北方，唐宋以前的粮食作物始终以粟居首位。政府税收也是粟，粮仓中贮藏的也大半是粟。只有不出产粟的地方，才准许缴纳稻子和麦子，麦被称为“杂种”或“杂稼”。唐代文献中提到粟的次数也多于麦。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重视粮食生产是历朝历代的基本国策。天子每年春天也要在东门外鞭个春牛，扶个犁，以表达自己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麦子作为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自然也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政府推广在麦子本土化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礼记·月令》就有天子亲自祈麦实，劝种麦的记载，其他作物没有这样的记载，可见对麦的重视。但是公元前11世纪就种植的麦子到千年之后的汉武帝末年，人们仍然没有形成种麦的习惯。《汉书》曰：“武帝外事四夷，而民去本。”董仲舒上书曰：“《春秋》他谷不书，至於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於五谷，最重宿麦。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无令后时。”汉武帝成天惦记着到处打仗，对于农事不重视，董仲舒建议他赶紧召集管农业的官员们，倡导及时赶种冬小麦。于是，一场关于小麦种植的推广运动就在农业上轰轰烈烈开展了。一百年之后，汉成帝“遣轻车使者汜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经过汉代的大力推广，麦子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显著提高，麦子成为汉魏时期军事行动的导向。比如曹操在选择大本营和进攻目标时，都要考虑麦子的因素。曹操本人也非常重视麦子种植，当时正值战乱，麦田常被兵马所践踏，曹操下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于是当军队要通过麦田时，“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有一次曹操自己的马踏进了麦田，他以身作则，割发代刑。
政治家们不仅倡导种麦、保护麦田，还亲自种麦。唐玄宗曾亲在皇家花园中种麦，还带着太子一起去收割。他说：“遣人视田中稼，多不得实，故自种以观之。”宋仁宗也好这口，在后苑建宝政殿，专门种麦子，前不久网络热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还将这段历史搬上了荧幕。
政令倡导、种植技术、水利发展都是麦子广泛种植的促进条件，除去这些，有一样东西的发明，才是让麦子从粗粝之食到餐桌美味的重要因素，那就是石磨。
“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麦子即便就是舂掉外面的那层皮，里面还有一层薄皮不容易蜕掉，粒食的小麦曾被称为“麦饭”。石磨的出现让麦粒变成了麦面，面粉才有机会成为爽滑适口的面条。
石磨大约诞生于战国时期，而普及使用则在汉代。目前见于考古学方面与此有关的发现，实用性汉代石磨的考古发现有：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石磨；山东济南市出土的汉代石磨；山西襄汾县汉代临汾故城遗址出土的石磨，有学者根据与此石磨共同出土的铁器形制判断，这盘磨应该是西汉成帝时期的，恰与汉代大力推广小麦种植处于同一时期。
当有了磨，麦变成了面。麦子这种农作物便开启了高光时刻，开启了变化无穷的发展之路，山西有了面食之乡的可能。
在数以千计的山西面食中，有一种面食很有必要在此着重提及一下，因为这种面食暗含着麦子变为面粉的过程。
山西省的石楼县有一种叫食物叫“碨”，“碨”是一种形似石磨的蒸制的面食。上下两层发面饼，中间夹着红枣。面饼上端以中间为原点辐射出一条一条细痕，还装饰了简单的六瓣花叶，叶子中间点缀了一颗枣。这种造型跟花馍比起来，一点儿都不复杂，只是它的名字奇异，被赋予的意义也很特别。碨，一种加工面粉的工具。如今的词典对这个字的解释是：方言，石磨。其实，方言是曾经的古语。在不少唐诗中，碨出现的频率还很高，那时不是方言，而是官话。石楼人的“碨”，特别像石磨磨面时的样子，两块面饼像石磨的上下两扇，夹在中间的红枣，就像麦粒。这种造型的面食传了一代又一代，已经无人能说清它的起源时间了。
石楼县是姜太公——姜尚的故乡，这里是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黄土高原上的小城，出土过大量国宝级的青铜器。商周时期，姜太公被封“齐”，是春秋齐国的发端。有学者认为甲骨文中的“齐”的样子像禾麦刚刚吐穗，《说文解字》对齐的解释也为：齐，禾麦吐穗，上平野，象形。山东有多处史前到西周时期的遗址曾出土过小麦遗存。
小麦西来东渐，姜尚封地名“齐”，而如今的石楼又有一种名字古老的面食，这些之间有联系吗？已然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来明确这一切。不过，它的籽粒却有了千变万化的发展。
从遥远的西亚来到中国的黄河流域，小麦迁徙的时间大概经历了三千年，想想这真是漫长而艰辛的移民之路。从肥沃的地中海翻山越岭来到中国的北方，温暖湿润的地中海气候和这里干燥寒冷的气候差别很大，努力适应气候变化，让自己艰难生存而又不失锋芒，麦子这种植物孕育的精神让它有资格得以摆上了中国人的祭坛。
周代四时祭祀，夏祭时规定祭祀品便是小麦。《春秋说题辞》曰：“麦之为言殖也。寝生，触冻而不息，精射刺直。故麦含芒,生且立也。”这是冬小麦具有的品质，所以周代制定祭祀祖先时把“麦”作为夏祭贡品，摆上了祭坛。
麦子虽然千里跋涉来到神州大地，并且获得了崇高的荣誉，但是距它走下神坛、进入千家万户的饭碗还差很远。三千年前的周朝，即便就是王室成员，想吃馒头、饼子、面条，那也是不可能的，至于说什么饸饹、剔尖、刀削面这种家常便饭就更想也不用想了。
农业生产出现之前，人们的食物来源是狩猎和采摘，最初的烹饪方式也不过是“烧烤”，利用火而展开的各种方式的熟食加工。但是这种方式显然不适合麦粒、米粒这类农作物。
围绕“吃”展开的发明创造推动着人类的文明，烧制陶器，利用陶罐等器皿将谷粒加水煮熟，大概就是最早的米饭。粒食在很长时间内是人们饮食的主要形态，对于稻米、黍米、粟米这类粮食作物，粒食的口感还是不错的，即便舂米的水平尚且不如现在，但还是比较容易入口的，而小麦这种作物粒食的口感便实在是粗粝不堪，吃起来并不适口。人们对这种作物的接受程度并不是很高，种植积极性不高。这恐怕就跟这种东西还不是很好吃有直接关系，再加上小麦当时的产量并不高，让几千年来吃惯了小米饭、黍米饭的人们接受这种比较涩口的食物还是挺难的。在北方，唐宋以前的粮食作物始终以粟居首位。政府税收也是粟，粮仓中贮藏的也大半是粟。只有不出产粟的地方，才准许缴纳稻子和麦子，麦被称为“杂种”或“杂稼”。唐代文献中提到粟的次数也多于麦。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重视粮食生产是历朝历代的基本国策。天子每年春天也要在东门外鞭个春牛，扶个犁，以表达自己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麦子作为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自然也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政府推广在麦子本土化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礼记·月令》就有天子亲自祈麦实，劝种麦的记载，其他作物没有这样的记载，可见对麦的重视。但是公元前11世纪就种植的麦子到千年之后的汉武帝末年，人们仍然没有形成种麦的习惯。《汉书》曰：“武帝外事四夷，而民去本。”董仲舒上书曰：“《春秋》他谷不书，至於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於五谷，最重宿麦。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无令后时。”汉武帝成天惦记着到处打仗，对于农事不重视，董仲舒建议他赶紧召集管农业的官员们，倡导及时赶种冬小麦。于是，一场关于小麦种植的推广运动就在农业上轰轰烈烈开展了。一百年之后，汉成帝“遣轻车使者汜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经过汉代的大力推广，麦子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显著提高，麦子成为汉魏时期军事行动的导向。比如曹操在选择大本营和进攻目标时，都要考虑麦子的因素。曹操本人也非常重视麦子种植，当时正值战乱，麦田常被兵马所践踏，曹操下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于是当军队要通过麦田时，“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有一次曹操自己的马踏进了麦田，他以身作则，割发代刑。
政治家们不仅倡导种麦、保护麦田，还亲自种麦。唐玄宗曾亲在皇家花园中种麦，还带着太子一起去收割。他说：“遣人视田中稼，多不得实，故自种以观之。”宋仁宗也好这口，在后苑建宝政殿，专门种麦子，前不久网络热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还将这段历史搬上了荧幕。
政令倡导、种植技术、水利发展都是麦子广泛种植的促进条件，除去这些，有一样东西的发明，才是让麦子从粗粝之食到餐桌美味的重要因素，那就是石磨。
“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麦子即便就是舂掉外面的那层皮，里面还有一层薄皮不容易蜕掉，粒食的小麦曾被称为“麦饭”。石磨的出现让麦粒变成了麦面，面粉才有机会成为爽滑适口的面条。
石磨大约诞生于战国时期，而普及使用则在汉代。目前见于考古学方面与此有关的发现，实用性汉代石磨的考古发现有：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石磨；山东济南市出土的汉代石磨；山西襄汾县汉代临汾故城遗址出土的石磨，有学者根据与此石磨共同出土的铁器形制判断，这盘磨应该是西汉成帝时期的，恰与汉代大力推广小麦种植处于同一时期。
当有了磨，麦变成了面。麦子这种农作物便开启了高光时刻，开启了变化无穷的发展之路，山西有了面食之乡的可能。
在数以千计的山西面食中，有一种面食很有必要在此着重提及一下，因为这种面食暗含着麦子变为面粉的过程。
山西省的石楼县有一种叫食物叫“碨”，“碨”是一种形似石磨的蒸制的面食。上下两层发面饼，中间夹着红枣。面饼上端以中间为原点辐射出一条一条细痕，还装饰了简单的六瓣花叶，叶子中间点缀了一颗枣。这种造型跟花馍比起来，一点儿都不复杂，只是它的名字奇异，被赋予的意义也很特别。碨，一种加工面粉的工具。如今的词典对这个字的解释是：方言，石磨。其实，方言是曾经的古语。在不少唐诗中，碨出现的频率还很高，那时不是方言，而是官话。石楼人的“碨”，特别像石磨磨面时的样子，两块面饼像石磨的上下两扇，夹在中间的红枣，就像麦粒。这种造型的面食传了一代又一代，已经无人能说清它的起源时间了。
石楼县是姜太公——姜尚的故乡，这里是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黄土高原上的小城，出土过大量国宝级的青铜器。商周时期，姜太公被封“齐”，是春秋齐国的发端。有学者认为甲骨文中的“齐”的样子像禾麦刚刚吐穗，《说文解字》对齐的解释也为：齐，禾麦吐穗，上平野，象形。山东有多处史前到西周时期的遗址曾出土过小麦遗存。
小麦西来东渐，姜尚封地名“齐”，而如今的石楼又有一种名字古老的面食，这些之间有联系吗？已然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来明确这一切。不过，它的籽粒却有了千变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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