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巨子张瑞玑-亿点网

随着一本年谱的出版，一个清末民初的山西杰出人物完整地呈于世人面前：他是近代民主革命家，以宰官加入早期同盟会，敢赴京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敛尸，敢公开上书阻止袁世凯窃位，敢铸军阀跪状铁像任百姓踩踏唾骂十余年；他还是文学家、书画家、藏书家，他收藏的《红楼梦》甲辰本被后辈捐献国家，名动天下……
张瑞玑先生是民国巨子。

他是我的乡先贤，他那风骨伟岸和文章经济总能点燃我，使我神旺。二十多年来，我留心搜集他的资料，积之日多，知之愈深，仰之弥高。遂不顾一介史学门外汉，为他编起年谱来。一边采铜于山，一边爬梳剔抉，今日一毫添于眉，明日一毫加诸须，锱锱铢铢做下来，总算裒辑成编，勾勒出谱主一生的行迹。
　　张瑞玑（1872—1928），字衡玉，号老衡、（⺶加患）窟野人，别号酒皇、谁园第一主人，山西省赵城县（今洪洞县赵城镇）人。他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光绪甲午（1894）中举，早年接受君主立宪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赴京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敛尸，并周恤烈士遗孤。1901年任平河书院山长。光绪癸卯（1903）中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陕西。甫入关中，即鹤立鸡群。状元出身的陕西巡抚曹鸿勋，诗名大著的陕西布政使兼按察使樊增祥，对这个同进士出身的“即用知县”格外青睐，奏报朝廷“传旨嘉勉”。之后，张瑞玑历任韩城、兴平、长安、临潼、咸宁知县。离开韩城时，绅民用一双新靴换下他的旧靴，将旧靴展陈在城中鼓楼上，旁书“知县张瑞玑先生之遗靴”。《兴平县志》称他：“天才卓越，双目炯炯，豪于文，廉于吏，不避权贵，敢作敢为。”章太炎《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说：“在陕西八年，民称张耶〔爷〕，为良吏第一。及中国同盟会之立，君以宰官私誓焉。”
　　早期同盟会员中，清朝官吏凤毛麟角，或无此志，或虽有此志而无此胆。同盟会1905年在日本成立，张瑞玑1907年即在关中加入，时任韩城知县。介绍张瑞玑加入同盟会的，是“山西二景”之一、为孙中山先生草拟临时大总统宣言的景耀月。在韩城，张瑞玑“日以振兴学堂为急务”，天主教教民抗出学校费用，省城天主教胡教士偏袒教民。张瑞玑回复胡教士，辞色严正，又将教民中的冥顽之徒依法收治。胡教士怒，向巡抚告状，巡抚“密谕君息事，君不为动”。胡教士无奈，诫饬教民：“谨避‘强项吏’矣！”
　　张瑞玑学兼中西。中学自不必说，西学从分发陕西后在课吏馆所作诸文可知，那时他已熟读倍根（培根）、霍布士（霍布斯）、卢梭、笛卡儿、黎普尼士（莱布尼茨）、倭儿弗（沃尔夫）、赫胥黎等，对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有所研究，“洞悉中外高下异同之故”（樊增祥评语）。1904年他在一篇课艺中写道：“华盛顿之道，一国私治之道也，治美国可，治欧洲则不可，治中国则尤不可。”1905年在另一篇课艺中大声疾呼：“关不可闭，港不可锁……吾将使天下儒者悉中外利害之情也。”在政治革命和思想启蒙两方面，他都身体力行之。
　　刚到韩城，他创办了初等小学堂、农桑实验场、师范传习所，又主持编纂《韩城县乡土志》。在离太史祠十公里的韩城县学，张瑞玑与同人创办了白话报纸《龙门报》，这份近代陕西最早的县级民办报纸，思想合于新潮流，文气遥接太史公。调任兴平后，张瑞玑又与同人创办了近代陕西最早的县级官办报纸《兴平报》。这两份报纸，加上后来他与同人创办的《兴平星期报》等，成为陕西开启民智、呼吁革命的重要阵地。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认为：“陕西同盟会在省内创办的革命刊物……以《兴平报》和《丽泽随笔》的影响为最大。前者由张瑞玑主编，原在兴平出版，后迁西安，改名《兴平星期报》，所刊‘政府对于开海、陕甘两铁路加入借款之警告’及‘黑世界’等论说及文学作品，都对清廷的腐朽黑暗作了尽情的揭露。”（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册）
　　同盟会中“山西二景”之一景梅九，偕同李岐山等在陕西运动革命期间，与张瑞玑交往密切。张瑞玑在县署宴请景梅九等，又邀党人曹印侯隐居县署读书，以致咸宁县署被目为革命机关，险遭满旗西安将军文瑞的“刻治”。辛亥革命西安举义后，陕西哥老会与同盟会争夺大都督一职，张瑞玑与同盟会员郭希仁挺身而出，以史譬解，化危为机，西北革命阵营始得稳固。
　　辛亥太原举义后，张瑞玑应招返晋。装未卸而城已封，袁世凯派卢永祥部进攻山西，赵城横遭劫掠。张瑞玑愤而上书袁世凯，“世凯得书，立招其师，秦晋得完。”嗣后，又醵资铸卢永祥跪状铁像，置于南门瓮城，任由赵城人民踩踏唾骂十余年之久。镌在铁像背上的《卢永祥铁像铭》，以及《致卢永祥书》《卢永祥铁像歌》《赵城绅民公致卢永祥函》等诗文，非雷非霆，天下震惊，当地学校作为教材，广为传诵。当袁世凯谋夺临时大总统之际，张瑞玑又作《再上袁内阁总理书》，力予阻之，“义声震天下”。
　　入民国，张瑞玑被山西临时省议会公举为首任山西财政司司长；旋被袁世凯任命为署山西民政长，他坚辞不就。山西都督阎锡山钦佩张瑞玑的人品和才能，愿与他联手治晋，对他辞民政长一职感到惋惜。张瑞玑病逝后，阎在祭文中犹述及此事：“为地择人，旋长民政。公提我挈，愿为骖靳。先生幡然，乃遁糟丘。白驹空谷，我心悠悠。”
　　民国二年（1913），张瑞玑以清誉当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客居京城。始则反洪宪帝制，继则反曹锟贿选。当1917年国会被解散，孙中山先生号召议员护法之际，张瑞玑毅然南下参加非常国会，拥戴中山先生为广州军政府大元帅。1919年初，北京政府与改组后的广州军政府筹组上海南北和议，而陕西问题如虎当道，亟需公推一位“德望夙著者”及“威位素重之大员”，充任陕西停战划界专员。双方总代表、南北政府把目光聚焦在张瑞玑身上。这年2月到5月，《申报》连续以显著位置跟踪报道了张瑞玑骑虎入关之行。该报总主笔、著名报人陈景韩（笔名“冷”）撰写的时评《张瑞玑》云：“和议之进行与否，悬于陕事之手；陕事之能了与否，悬于张瑞玑之手。”他的历史功绩已载入《中华民国史》（李新、李宗一主编）。
　　张瑞玑是一位文学家。他那些为时而作的诗文，刚毅奇崛，有金元之际河汾诸老诗风的余韵。《吴宓诗话》称：“山西张衡玉大令瑞玑久宦关中，吏治文章，有声于时。入民国为参议员，旋即归隐。壬子岁，有《旅店题壁》四律，豪迈劲爽，肖其为人。”董寿平晚年撰《张瑞玑诗文集·序》谓：“先生之德性、言行、文学、才识素为国人所钦仰……其刚正不阿之精神，渊博之学问文章，及纵横豪迈豁达之风范，尤为当时学子所崇仰。每先生之文见诸报章，莫不相互抄录传诵，启我后昆者至深。”贾逸君《中华民国名人传》将张瑞玑归入“文学”类，与樊增祥、陈三立、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沈从文、徐志摩等同列。
　　张瑞玑是一位书画家。
　　张瑞玑还是一位藏书家。耸立于赵城汾河东岸的谁园主体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藏书楼。1952年，其子张小衡将“谁园十万卷藏书”全部捐献给山西图书博物馆，其中包括《红楼梦》八十回抄本，即乾隆“甲辰本”。俞平伯先生把这个著名的抄本简称为“晋”，冯其庸先生称甲辰本“独标红楼梦”，“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本子”。
　　张瑞玑逝世后，《晋阳日报》谓之“天塌地陷”，军政要员、学界名流等涌往谁园吊唁。上海报纸刊登《国民党学者张瑞玑逝世》的消息，称他为“民党才子”“北方之学者宗焉”。1949年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为一百九十名辛亥革命先烈立传，第五十八名即张瑞玑。
　　张瑞玑一生昂首天外，如鹰隼啸傲苍穹，搏击风尘。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是在谁园度过的。谁园，是他观世局、哀苍生、咏离骚、遣诗兴的酒国和书城。
　　拔地苍松有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