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罐里的老虎：在戎狄与华夏之间

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出土的虎纹铜罐

202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英言镇北白鹅村东发掘了一处春秋早中期高等级墓地，出土了一大批重要文物，其中包括多件带铭文的青铜器。发掘者根据铭文内容和专家的研究，认为该墓地是有周一代世袭贵族召氏家族太保燕仲一支在东周王畿内采邑的公共墓地。

根据对发表资料的初步观察，该墓地的墓葬形制和随葬青铜器品种、风格等基本都具有这一时期周文化的典型特征，唯有一件铜罐的造型和纹饰风格极为独特，与众不同，引人注目。

该铜罐（编号北白鹅M1：119）口径26厘米、底径12厘米、高30.5厘米，侈口、束颈、溜肩、平底，口部有一对双耳，颈部饰一圈绳索状纹带，肩部装饰一圈3只具象的老虎造型纹饰。这件铜罐形制独特，不同于北白鹅墓地所处周王畿及其附近地区同时期前后常见的周文化风格罐类器物，与当时常见的周文化陶器组合鬲、盂、豆、罐和庄重的青铜礼器组合鼎、簋、壶、鬲、豆、盘、匜、簠等显得极不协调。从纹饰风格来看，铜罐器表装饰的既不是这一时期周文化风格陶器上常见的绳纹和弦纹，也不是同期青铜礼器上流行的云雷纹、窃曲纹、环带纹、重回纹、夔龙纹、蟠螭纹等抽象而神秘的典型纹饰，而是非常具象的老虎形象纹饰。

铜罐上的老虎形象纹饰

造型风格并非无迹可寻

虽然我们在典型的周文化陶器和青铜器器型、纹饰中找不到这类风格的器物及其源头，但如果将视野放大到更广阔的西北地区，这类器物及其纹饰风格的来源则一目了然。

这类侈口素面双耳（或单耳、无耳）罐广泛出现于西北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中，如分布于甘肃中东部和宁夏南部一带的寺洼文化中就较为常见，是其特征性器物之一。同类单耳陶罐更见于宁夏南部固原彭堡于家庄东周墓地中。该墓地盛行以羊、牛、马的头骨或蹄骨殉葬，随葬青铜短剑、刀、戈、矛、镞及大量的泡饰、扣饰和马衔、马镳、节约、当卢等，是一处典型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西戎人群墓葬。

另外，陕西黄陵县寨头河战国戎人墓地也出土了形制相似的双耳或单耳素面陶罐，如M87∶3、M59∶3等。该墓地出土陶罐的肩部装饰一圈绳索纹的风格与北白鹅铜罐几乎一致。

虎纹铜罐（北白鹅M1：119）

同样，具象的动物造型纹饰特别流行于两周时期西北游牧文化的各种铜牌饰上。在从赤峰到鄂尔多斯再到宁夏、甘肃广泛分布的游牧人群墓葬中，常见这类牌饰，并与以马牛羊头蹄随葬的习俗一起，共同构成两周时期北方和西北游牧文化的代表性文化特征。

相似陶罐为西北羌戎人群特有

这类来自北方和西北方游牧或农牧兼营人群的典型文化因素出现于周文化核心区内的现象，虽然不常见，但并非仅此一例。

据现有考古资料，早于北白鹅墓地的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第114号和113号墓，时代为西周早期晚段，墓主可能是西周早期的晋侯燮父及其夫人。其中，第113号墓随葬的绳纹双耳青铜罐（M113：125），敞口高领，束颈斜肩，折腹下收，平底，绳索形双折耳，腹部饰绳纹一周。这类罐在中原地区陶器和青铜器中均未见，但相似的陶双耳罐在西北的齐家文化和寺洼文化中却常见，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

绳纹双耳青铜罐 西周

晋侯墓地113号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2019年，在西周都城——丰镐遗址内的大原村南发掘了一座西周中期墓葬。该墓虽被后期严重盗扰，但墓内仍出土铜戈1件、陶罐1件（M10D1∶1）。其中，陶罐为泥质灰陶，素面，口径14.8厘米，底径8.8厘米，高22.1厘米，直口微侈，口沿一侧有流，微束颈，溜肩，上腹微鼓，平底微凹，与周文化的陶罐风格迥异。据研究，该陶罐与新疆的约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察吾乎沟口墓地出土的带流罐十分相似。

尽管这类陶器的来源地未必如此遥远，但如果不强调器形的绝对一致，从其整体风格来看，该陶罐与西北寺洼文化的素面陶罐有类似之处，应是其文化影响的体现。与之相应的是，该墓填土中有以马牛的头蹄祭祀和以羊为牲的现象，也不同于典型的周人墓葬。考虑到该陶罐与牛马羊头蹄葬习俗同处一墓的现象，我们可以推测该墓主人应与西北羌戎游牧人群关系密切。

寺洼文化马鞍口双耳罐 图片来源：CFP

周文化区内与北白鹅墓地基本同时或略晚的考古发现的同类罐，还有临猗程村春秋墓、渑池鹿寺西春秋戎人墓、甘谷毛家坪秦墓等地出土的同类型陶罐。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河南伊川徐阳村戎人墓地出土的一批与北白鹅墓地铜罐形制非常接近的单耳陶罐，仅西区18座墓葬中就出土这类单耳罐6件，均为敞口，圆唇，束颈，沿下单耳，深弧腹，平底。该墓地也体现了突出的以牛马羊头蹄随葬的习俗。学术界普遍认为，该墓地的主人是春秋时期内迁到伊洛地区的陆浑戎贵族。

从以上考古发现可以看出，这类独特形制的陶罐为周人西北地区羌戎人群所特有，是其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北白鹅墓地出土的虎纹铜罐正是这类陶罐的青铜制品。这类罐的出现与流行应与西北戎人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与北白鹅墓地基本同时代的三门峡虢国墓地、韩城梁带村和刘家洼芮国墓地出土的金带饰、金丝绕环和金杖首等，也被学术界认为是来自西北戎狄人群崇尚黄金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

单耳陶罐

河南伊川徐阳墓地出土

西戎与华夏相互融合

以这类罐、牛马羊头蹄葬习俗为代表的戎狄文化因素出现于两周都城王畿及其附近地区的墓葬中，反映了当时周戎关系，可与两周文献和金文中大量的有关周人与西戎族群关系的记载相呼应。我们可以看出，周王朝的兴衰与西北羌戎的关系极为密切。

孟子说“文王，西夷之人也”，周人与戎或为同一种族，但周人不断融入华夏礼乐文化圈中并最终代商成为天下共主。在早期，周人保持了与西北戎狄的友好、合作关系，周人的触角也借此深入宁夏南部一带，留下了固原中河乡孙家庄墓葬、彭阳姚河塬遗址等典型周文化遗存。

西周中期，由于文献中记载的“穆王征犬戎”和小盂鼎铭文记载的周王朝“征鬼方”等历史事件导致的“自是荒服者不至”的敌对关系，周人势力从西北方向不断内撤，姚河塬等遗址渐被放弃，典型的周文化遗存在西北地区日渐凋零。

西周晚期，《诗经》中的《采薇》《出车》《六月》等篇和不其簋、兮甲盘、多友鼎、虢季子白盘等诸多铜器铭文都记载了周人与猃狁（或作“玁狁”）的激烈而频繁的战争、周王朝对西北的控制不断被削弱，西戎人群不断内迁，频频深入周文化核心区，由此“南蛮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线”。西周末年，姜姓的申侯联合犬戎攻陷周王朝都城丰镐，杀死幽王，占据王畿，迫使平王东迁洛阳，彻底结束了周王在西部地区的控制权。

青铜兮甲盘  西周宣王五年

兮甲盘铭文及拓片

这些所谓的猃狁、戎狄等都是广义的西戎，正如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玁狁考》中所说“西戎即猃狁，互言之以谐韵”。“古之獯鬻、猃狁，后人皆被以‘犬戎’之名，则攻幽王、灭宗周之犬戎，亦当即宣王时之猃狁。”“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玁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综上诸称观之，则曰戎、曰狄者，皆中国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玁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春秋时期，戎狄更是盛极一时，成为华夏集团的主要敌人，各位霸主必须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才能号令诸侯。

虽然两周时期戎狄人群与华夏人群之间存在激烈的碰撞、冲突，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戎狄人群与华夏人群之间的冲突过程也是文化、族群交流、融合的过程。

一方面，华夏诸国不断把戎狄人群与文化吸收到自己的文化与社会中。如秦人通过攻灭占据周王畿的各个西戎小国，将自己的势力东扩到关中地区，晋国通过与戎人的联姻、战争将戎人编入自己的军队，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两周遗存中见到的包含虎纹铜罐在内的诸多戎狄文化因素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等，则显示了华夏文化对戎狄文化的吸收。

另一方面，戎狄人群渐渐接受华夏礼乐文化，强化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最终融入华夏文化与族群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一分子。河南伊川徐阳戎人墓葬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该墓地墓葬保持了牛马羊头蹄随葬习俗和带耳罐等传统戎狄文化用品。但是，其土坑竖穴墓形制，棺椁制度，随葬大量青铜礼乐器，以陶器和仿铜陶礼器罐、鼎、鬲、豆、壶、盘、匜、舟为组合的随葬品等现象，都表现出典型的华夏礼乐文化面貌特征。由此可见，这些戎人族群已形成了对华夏礼乐文化传统的认同，呈现出孔子所说的“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的文化融合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

两周时期华夏族群与戎狄族群的互动交融过程，正体现了这种“多元一体”的民族融合共同造就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

作者简介：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副秘书长

虎纹铜罐在山西考古博物馆展览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