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青铜器原料出自西吴壁 填补中国冶金考古空白

沿绛县城西行2公里，翻过一条幽僻冷峭的沟谷，登上沟顶就是东吴壁村，向西紧邻的即是西吴壁村。西吴壁遗址因荣膺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声名大噪。西吴壁村与晋国青铜器脉脉相通、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渐为人知。

晋国青铜器原料出自西吴壁

西周初年，因了儿时的一句戏言，加之史官的督导，周成王将自己的弟弟叔虞分封到了唐地。时值公元前11世纪，叔虞的儿子燮父改唐为晋。未曾料到，一个蕞尔小国自晋献公八年建都于绛，次年迁徙于车厢城，在以晋献公为首的几代晋侯的苦心经营下，灭国无数，迅速壮大。特别是晋献公之子重耳，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文韬武略，号令天下，雄武一时。

在晋国都绛漫长的时期里，一代又一代工匠倾心尽力，为晋国铸造了无数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门类繁多、造型多变、工艺先进、风格独具，名满天下，成为中原青铜器的杰出典范，流播广远，被后人誉为晋式青铜器。

近年来，在绛县横水墓地、绛县雎村墓地等周代遗址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器，最引人注目的当是钟鸣鼎食。钟是乐器，鼎是食器，两周贵族进食时击钟列鼎，场面何等隆重。作为周代的两样重器，鼎与钟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生前相伴，死后还要作为礼器放入墓中。而今，鼎早已退出人们的视线，但一言九鼎、三足鼎立、大名鼎鼎、人声鼎沸、幕燕鼎鱼、瓜分鼎峙、鼎新革故等成语以及问鼎、鼎盛等词组，却仍然时常在使用。除却鼎与钟都用青铜铸就，还有礼器、工具、兵器和钱币也用青铜铸造。可以说，晋国的青铜时代，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鼎盛时代。

一直传说，晋国的青铜器原料应出自绛县，但无文字记载认定。近年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共同发掘的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成功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研判大量相关出土的青铜器文物，可以肯定，西吴壁村应是晋国青铜器的原产地。

遗址发掘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西吴壁遗址位于绛县古绛镇西吴壁村南，地处涑水河北岸的黄土台地上，南距中条山约6公里。遗址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总面积约110万平方米，包含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及其后多个历史时期遗存。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遗存分布面积均在70万平方米左右，遗存较密集的区域位于遗址东部，面积约40万平方米，该区域东南部存在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经勘探可知，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存在内、外两重环壕，局部探沟解剖显示其形成年代很可能在二里头到二里岗文化时期之间。

从2018年3月起，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组队，在西吴壁遗址正式开展考古发掘工作，至2019年11月，揭露出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及周、秦、汉、宋等时期的大量遗存，其中以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冶铜遗存最丰富且最具特色。

二里头文化时期遗迹包括房址、灰坑、灰沟、木炭窑等。一座地穴式房址地面上出土很多铜炼渣、残炉壁等，与冶铜活动存在直接关系。一座大型近椭圆形直壁坑内存在多层自南向北的倾斜堆积，其中包含大量铜矿石、残炉壁、铜炼渣、木炭，还有鼓风管，以及石锤、石砧等与冶铜相关的遗物；此坑旁边有一座规整的地穴式小型房址，其北壁有一经烧烤过的圆锥形壁龛，或许与某种祭祀活动有关。距这组遗迹不远处发现一组木炭窑，窑中部为一座地穴式操作间，三座近圆形木炭窑室分居操作间的北、西、南部，东部为出入通道。这些遗迹表明附近曾存在冶铜作坊，使用木炭炼铜。

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遗迹包括房址、灰坑、灰沟、冶铜炉残迹、水井等。一座地穴式房址带有多个被火灼烧过的壁龛，房内堆积中出土很多铜炼渣。灰坑形制多样，其中多数都发现有数量不等的铜炼渣或残炉壁等冶铜遗存。已确认两座残存底部的冶铜炉，在其中一座冶铜炉下发现了埋有人骨的奠基坑，应与铸炉炼铜的祭祀仪式相关。两座冶铜炉之间有很大一片活动硬面，串联起多个与冶铜相关的遗迹。在遗址中南部发现一处窖穴集中分布区，在不足170平方米的范围内揭露出十余个二里岗文化时期的袋形窖穴，专家讲，可能是当时仓储区之所在。该区域还发现一座深逾15米的水井，井壁上可见排列整齐的脚窝。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器主要有鼓腹罐、深腹罐、鬲、甗、蛋形瓮、敛口瓮等；二里岗文化时期主要有鬲、甗、大口尊、盆、深腹罐、豆、簋、蛋形瓮等。两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分别属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与二里岗文化东下冯类型。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石器主要有锤、杵、砧等，其中一些沾染铜锈，多属敲砸矿石或炉渣用的冶铜工具。两个时期皆出土了少量残断的陶、石范，所铸应为一些小型工具。

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显示，西吴壁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至公元前1200余年之间，主体落在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专家选择矿石、炼渣等出土标本进行了实验室科技检测，检测内容包括冶金遗物的产品属性、成分信息、微区形态以及特征元素等，结果显示该遗址的冶金产品为红铜，所用铜料是未经焙烧的富硫氧化矿石。

西吴壁遗址夏商时期面积较大，应具有中心聚落的性质。发掘出土的种类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共同构成了冶铜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为进一步复原早期冶铜工业的技术、生产方式、生产场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该遗址的发掘，首次在中原地区揭示出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夏商冶铜遗址，弥补了从铜矿开采到集中铸造之间所缺失的冶炼环节，填补了中国冶金考古的一个重要空白。

通过西吴壁遗址的发掘，结合近些年专家在晋南中条山地区的相关工作和学术界其他成果，可以肯定本地区处于产业上游的采矿、冶铜业主要为终端铸造业输送原料，而下游产业所生产的铜礼器和兵器等国之重器应主要集中在国都及附近地点，从而充分表明了早期王朝国家对此种重要战略资源及其产业链的直接控制。这为理解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矿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由此，西吴壁遗址于2020年5月，实至名归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特别是2021年8月，西吴壁遗址又有了新发现——考古人员在遗址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发现的一处特殊遗迹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木炭窑。考古及文献资料表明，木炭在先秦时期广泛用于取暖、冶金、防潮等领域，所用数量非常巨大，但以往从未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发现夏商时期生产木炭的场所。专家通过精细化发掘和实验考古予以验证，最终判定该特殊遗迹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木炭窑，且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木炭窑遗迹。该遗迹的发现，为研究早期生产、利用木炭及早期木炭质量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同时为复原冶铜生产工作链、厘清冶铜作坊布局增加了新材料，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吴壁村名的几次演变

沧海桑田，时易世变。吴壁的村名也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演变。

相传公元317年，西晋灭亡。各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都已发展壮大，纷纷抢占地盘，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先后在北方建立了16个国家，史称此为五胡十六国时期，民间谓之“五胡乱华”。当时，绛县属其中一个国家统治。今吴必村内住着吴姓人氏，吴姓人把得到一块玉璧呈献给国君。国君甚喜，便赐名该村为“吴璧”。

经过五六百年的变迁，吴姓衰落，又经过一次旱灾，村中已无人烟。后来从外地陆续迁来焦、闫、王、史、崔姓等人居住。这些不同姓氏的人家建村后，不愿再用吴姓代表村名。于是根据村子所居地形，三面临沟、沟形似坞、沟崖如壁而改叫村名为“坞壁”。

到元末明初，朱元璋统一南方后，派大将徐达攻打北方。当时，元朝把守山西的将领是较有军事才能的胜保，加之山西表里山河、地形有利，徐达一时打不进山西。于是，他心生一计，调头直取北京。胜保奉诏回救北京，徐达乘机攻入山西，将帅府设在洪洞，并派部将吴士安驻防绛县吴村一带。吴士安在吴村南面险要之地建立壁垒防守，因而又变更村名为“吴壁”。

清代时，有些人为了书写方便，把“壁”写成同音的“必”字，清代县志上也出现“吴必”村字样。再后来，该村添丁加口，人口与日俱增，村容也随之扩展，便一分为二东吴壁村和西吴壁村。2020年春，为适应乡村整体经济发展趋势，配合乡村振兴计划，东吴壁村、西吴壁村和沟西村合并为城西村。3个村虽统为一个建制村，但作为自然村，各村仍沿用原名。当然，吴壁村人忘不了曾经有过“吴璧”的美称，也忘不了村里曾经有过冶铜产业的璀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