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夏文明到中华文明

在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文明形态，对构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所处地理文化环境不同，其基本形态也表现出很大差异，发展活力也呈现出不同样貌，生命活力也显现出不同韧性。其中，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与华夏文明是最具典型性的古典文明。它们生成在不同地区，出现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活力，产生了不同影响，也有相应的命运。其中古埃及文明与古两河文明对古希腊文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古希腊文明又逐渐发展，对欧美文明产生了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并不一定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是不同文明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表现，但我们仍然需要认识到，它们的形成与演进对人类文明整体具有重要意义。古印度文明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逐渐显现出自己的面貌，使人们认识到其基本形态与历史贡献，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大古典文明由于自身特质决定，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发生了中断。表面的原因是被其他更强势的文化或文明摧毁取代，实质性问题是自身不具有承受外来文化与文明冲击的韧性。

如果最重要的古典文明都被摧毁取代，人类就会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那就是没有了从人类诞生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文明形态。如果文明是在不断消亡与不断新生中发展的，其后果就是，生产方式的中断与重建，价值体系的消亡与再生。人类就可能在某一种文明层面徘徊不前，在不断消亡、重建中迷失自我，进而也将迷失方向。尽管这只是一个不能证明的猜想，但实际上也反映出人类的一种忧虑与危机。所幸的是，在诸多文明形态中，仍然有一种古典文明一直延续而来。这就是伟大的华夏文明。华夏文明是人类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形态，是从其形成之时起就不断发展、进化、延续至今的文明形态。这并不仅仅是华夏的幸运，亦是人类的骄傲。正是由于华夏文明的存在，我们才能够了解一种从形成以来一直至今仍然存在的活态文明，而不是通过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研究来想象与证明的曾经的文明。

华夏文明在其形成、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显现出非同一般的创造活力与生命韧性，实现了古典文明的转化与蜕变，形成了更具活力与包容性的中华文明，并完成了与其他文明形态有别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结构形式等诸多方面的构建，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发展力。也正因此，她的生命活力与创造力具有非同一般的韧性，历尽劫难而不死，创新转化而新生，从形成以来一直延续至今。

一、华夏与华夏文明

所谓华夏文明，就是在华夏地区，由华夏民族创造形成的文明。这种文明区别于在其他地区，由那一地区民族创造的文明。那么，华夏是什么意思，其所指的区域在哪里，其人民是哪些人？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说的华夏地区，就是华夏民族生活的地区。而华夏民族，一般认为是在炎帝族群与黄帝族群统一之后形成的更大的族群联盟。这也正是我们所说的自己是炎黄后人的原因。那么，“华”与“夏”又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华”，其最初的含义是“花”，指草木所生之花。由此，华、花二字可以通假借用。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有一个部落氏族被称为“华胥氏”。据说他们是生活在长满了鲜花的地方的族群。他们逐渐发展、壮大，并往各地迁徙，创造了最早的农业文化。

华胥氏的代表性首领是“华胥”，大约生活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时期。据史籍记载，华胥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履雷泽而生伏羲与女娲。伏羲、女娲生少典，少典生炎帝、黄帝。从这样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华胥为炎黄二帝的曾祖母，他们具有血脉相承的关系。在华胥活动的时代，人类社会还处于母系社会时期。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传说中往往托神灵为父。华胥就是因为在雷泽踩踏了雷神的脚印，感遇神灵而怀孕，生下了伏羲与女娲。她带领华胥氏族人民发展生产，渔猎采集，形成了人类早期的渔猎与农耕文化。同时，制嫁娶之礼，表明这一时期人类稳定的婚姻制度开始形成。更重要的是作书契以代结绳，出现了最早的文字等等。可以说，这一时期，人类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进入了初期的渔猎农业阶段，文明的曙光已经显现。所以，人们认为华胥是中华民族之始祖母，中华文化之源头。

那么，华胥氏的故里在什么地方？这一问题非常复杂。研究者所说各异，依据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最主要的观点认为，华胥氏的故里在陕西蓝田一带，或者甘肃成纪一带，以及山东泰山一带等。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在山西阳城、河南济源王屋山区之析城山（华仁葵、李立政、宋泽霞著，《中华文明圣地：昆仑丘》，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2018年11月第1版，第33页）。大致来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口逐渐增加。原有的地区不能满足这种增长的要求，很可能是华胥带领其部族人民在黄河流域迁徙，以寻找理想的生存之地。在这样的迁徙中，他们的分支或先或后走向了不同地区，如前所说之蓝田、成纪或泰山等等。但不论他们迁徙至什么地方，均以“华胥氏”为名。事实上各地多有相关传说记载。如山西吉县就有人祖山一带是伏羲、女娲滚石定婚之处的传说等等。这些不同的传说反映出在大约距今8000年的时期，华胥氏已经创造了比较先进的文化，并在各地产生了重要影响，被认为是人文之始祖。

从考古研究来看，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出现了以“花”为图腾的文化现象。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探寻夏墟，发现了许多极为重要的考古遗存。其中的彩陶花卉表现出惊人的艺术性。这种花一般被称为玫瑰花。但也有专家认为应该是柿子花。其描绘方式以红色为底，将花的主要特征浓缩为弧线、钩叶、三角等母题，配以斜线、直线、圆点等连缀，构成一种结构严谨、协调流畅，简洁抽象、美观大方的装饰性图案，被称为“西阴之花”，反映了一种以“花”为标识图腾的文化现象。以西阴之花为代表的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表现出积极地向各个方向延展的趋势。其核心地带在晋南、关中、豫西地区。表明在距今大约6000年的时期，有一种以“花”为标识的族群生活在这一带。这些人民应该就是“华族”。苏秉琦先生指出，仰韶文化的人们是形成后来汉族共同体的核心，核心的核心是它的庙底沟类型，它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是带有这类花卉图案的彩陶。因而，“华族的核心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人们。华族之名即源于他们使用的花卉图案”（苏秉琦著，《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中信出版集团出版，2016年11月第1版，第214页）。

现在还缺少实证来证明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的花卉图案反映出来的人群就是华胥氏部族及其后裔。但是有专家认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可能对应的是炎帝族群，而庙底沟类型对应的应该是黄帝族群。如王克林先生就持这种观点。他在《〈山海经〉与仰韶文化》一书中特别就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所言很有见地。但是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这就是人们一般认为黄帝族群属于游牧族群，而炎帝族群属于农耕族群。如果确如王克林先生所言，那么炎帝族群的主要活动地区，也就是半坡文化最活跃的西北地区还少见典型的早期农耕文明之考古发现——这样的话，就不太好证明炎帝部族对农业的贡献。而黄帝部族作为游牧族群，在完成了阪泉、涿鹿之战后，又如何突然之间实现了农业的飞跃，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过苏秉琦先生则认为，仰韶文化的两期，也就是包括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的时期，就相当于神农氏的兴盛期与衰落期。而河南龙山文化的早期，大约同传说中的黄帝尧舜时代相当（《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第205页）。这一观点应该是比较符合历史的。从史籍记载来看，炎黄联盟形成之后，各代帝王均为黄帝后裔，似可说明其与华胥氏之关系。

这些被称为“华族”的人们主要活动在什么地方呢？人们比较关注的是汾渭流域地带。最具代表性的是华山，认为应该是以华山之华为国土之名。章太炎先生就持这一观点。不过，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华山一带是华族之活动中心，但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华族仅仅在这一地区活动。从地名来看，黄河之西，有华山、华县、华阴等地。而在黄河之东，亦有被称为华水、华谷、华阳之地。据说还有被称为“华国”的方国。这说明汾河、渭河流域是华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而近期在河南发掘的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也同样属于仰韶文化遗存。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以“西阴之花”为标志的考古文化分布广泛，山东、青海、内蒙古、湖北等地均有存在。这应该是拥有这一文化的人民向四周迁徙与扩散所致。这些文化表现大致可以使我们区分出“华族”活动的核心地区在今之晋南、关中、豫西一带，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中原地带。他们以这一地带为中心向周边更远的地区扩散。

另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夏？历史上有夏商周三代。其中的夏为夏朝之夏。但夏并不是因为夏朝才出现，相反夏朝是由夏地之民所建立的朝代。夏地之民也就是夏人，或夏族。夏族的起源是什么？这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有学者认为，夏族从渭河流域向东迁徙。一支沿黄河南岸进入太行山南段及其以远，今河南东北部一带。另一支，也是其最重要的一支，跨过黄河后，沿黄河北岸进入汾河流域活动，后在古崇山，也就是今临汾俗称塔儿山的地区被封，并以崇山一带为封地发展（王克林著，《夏族与文化的起源》，三晋出版社出版，2016年7月第1版，第16页）。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是“起于晋南而迁至豫境。晋南才是夏人真正的老家，故其地有‘夏墟’之称”（韩建业著，《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5年4月第1版，第243页）。

尽管研究者的具体说法各异，但认为晋南汾河流域是夏人的主要活动地却比较一致。亦由此，这一带被称为“夏”。夏既具有族群的意义，也具有地域的意义。历史上晋南一直被视为“夏墟”，也就是夏人曾经生活的地方。不过，从朝代意义来看，人们可能更认可陶寺是夏文化起源之地。如丁新在其《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的产生》一书中，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大致来看，夏族的重要活动地区是晋南汾河流域。至禹时，接受舜帝之禅让，成为各诸侯方国之共主，被称为夏后氏。其所在部落亦为夏后氏。而据司马迁所言，夏人为姒姓，有十二个氏族部落，如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等，其中以夏后氏为首。

从文字的本意来看，最具影响的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所谓“夏，中国之人也”。这里的中国是最早之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就是今天所说的陶寺一带。当然也可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夏是中原之人，即包括了晋南、陕中、豫西一带的人。由此可知，夏指的是最早被视为“中国”这一地区的人。《春秋左传正义》中有这样的表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这里强调的是一种文明发展的程度。所谓“夏，大也”，应该是古代先人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发现，一年四季中有一段时间，万物滋长、草木茂盛，显现出植物生长成熟壮大的形态。因而他们称这样的季节为“夏”，表示植物长大、将要成熟的含义。这是先民对自然万物生长规律的总结。同时也由此来自称，显现出对未来生活的希望，以及对自身的肯定。所以，夏就有强大繁荣的含意。而古中国礼仪庄重规范成体系，表现出生产力的发展的领先地位，具有出“大”的气度。同时，其服饰、规章、制度，典雅、高贵、协调，表现出精神世界与文化的发展亦处于领先地位，具有“美”的风范。也正因此，中国被视为华、夏，或被称为“华夏”。华、夏可以连读，亦可分说。华即夏，夏亦为华，其含义是一样的，就是指“中国”——社会生产力发达、文明程度高的地区。在《战国策·赵策》中记录了赵国公子成对“中国”的论述：“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行也”。这些特征反映的都是文明发展的程度。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明程度高的地区就是华夏地区，文明程度发达的族群就是华夏族群。正是在华夏之地，由被称为华夏的人民创造了最初的文明。这一文明，我们称之为华夏文明。

二、华夏文明的形成

在我们初步了解了华夏及华夏文明的基本含义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华夏文明是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形成的？

一般而言，我们认为中华文明有五千年之久。但如果要找到实证还不太容易，经过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尽管各种典籍多有这样那样的记载，但人们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体现在物质载体上的实证。从考古研究来看，人们发现中华文明的起源如“满天星斗”，在各处均有可资实证的遗存。不过，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呈现出来的文明因素各异。有的遗存已经形成典型的文明形态，有的还处于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之中。大致而言，这些较为重要的考古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双槐树文化、石峁文化、三星堆文化等。可以看出来，它们在时间上有先后，空间上有不同，分布在祖国东南西北各处，显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其中，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双槐树文化在距今5000年以上，已经形成典型的或者说比较成熟的文明形态。大体来说，这些遗存中发现了政权的存在，出现了比较普遍的社会分工，有大型祭祀礼仪中心，用于显示社会等级与礼仪的器物等等。其中又以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在良渚遗址中发现的宫城、大型水利设施、祭祀中心、玉礼器、早期文字等均证明，至少在距今大约五千年之前，古老中华大地上已经形成了完备的文明形态。

但是这些文明形态在一定的时期内发生了转移。就是它们并没有在自己的原生地延续发展下来，而是向各地迁徙。这种迁徙的主要方向是黄土高原太行山以西的汾河流域。这说明在其原生地发生了不利于文明生存的现象。这种现象一般而言可能是战争、瘟疫与气候变化。战争中，更强势的一方摧毁较弱势的一方，或迫使其迁徙。但是就良渚文化而言，似乎还没有发现所谓“强势”者的遗存。瘟疫的出现可能会毁灭一种文明。但是良渚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在各地多有体现，亦没有发现能够证明疫情出现的遗迹。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气候发生了变化，使曾经适宜于人类生存的地区逐渐变得不适宜生存，人们努力寻找那些适合生存的地区留驻。相对而言，太行山以西的黄土高原，特别是汾河流域，海拔较高，地形多样，土壤肥沃，宜于耕植，成为先民们寻找到的最理想的生存地。不同的族群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带来了自己的文化，并与当地的原生文化——华夏文化融合、新变，刺激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逐渐融为一体，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主干，融合东北、东南、北方各地文化元素的文明——华夏文明。苏秉琦先生指出，“在距今5000年—4000年间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因素再次组合，产生了陶寺文化，遂以《禹贡》九州之首的冀州为重心奠定了‘华夏’族群的根基”（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8月第1版，第120页）。

正是在华夏族群人民的努力创造之中，华夏地区发展出比较先进的文化，出现了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较为先进的文明成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各地文化相继进入太行山以西地区，以求得新的发展。他们在华夏之地融合汇聚，相互激发，相互促进，形成了华夏文明。

那么，根据什么来判定某一地区形成了文明呢？这里讨论的“文明”是指社会发展的程度，而不是指衡量人的行为的尺度。它是相对于野蛮与原始而言的。目前人们关于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区分基本采取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中的论述，以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其主要内容就是一个社会进入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阶段。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国家，一是阶级。这里的国家，并不是今天现代意义的国家，有明确的疆域边界，有国家主权，有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等。它指的是一种在氏族社会解体之后，建立了初步的行政构架，出现了最初的社会分工与社会管理的社会形态。这里的阶级与今天所说的阶级也不同，主要是指出现了社会的基本分工。如从事管理的阶层，从事祭祀占卜的非体力劳动者，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以及由此带来的专业从业者等等。这些均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社会形态显现出较前复杂的变化，社会财富得以增加并需要进行有组织的分配等现象。它们与主要是氏族形态的社会，也就是所谓的“野蛮”时代形成区别。不过，这些论述均表现在理论层面。对于判定历史时期特别是远古时代的社会发展还缺乏操作性、具体性。这就需要借助于考古研究，从考古发现的具体的文化信息来判定。

在考古研究中，目前比较通行的判定标准主要是看在文化遗址中是否发现了能够体现文明时代的物质要素。这些要素有不同的表述。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在其《最初的文明》中谈到了三个要素，即城市、文字、复杂礼仪中心。他认为一种社会形态如果具备了这三种要素的两个就基本可以判定进入了文明时代。中国的学者们也结合自己的实践提出了相关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夏鼐与张光直二位先生。夏鼐认为，进入文明形态的社会，要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活动中心；要有文字来记载人们的社会活动；已经能够冶炼金属等。与丹尼尔的三要素相比，夏鼐在这里提出了冶炼金属，就是要有青铜器的观点。这样的话就在三要素的基础上出现了第四个要素。而张光直则提出了青铜冶金技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复杂社会礼仪等六项标准。尽管他们所言不尽相同，但均集中在城市、文字、祭祀礼仪与青铜器等四个方面。

如果根据这些要素来研究分析，就会发现一些考古遗存中存在的文化现象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文明因素。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双槐树文化等。但最典型的是陶寺文化。其考古发现非常丰富，完全可以证明在陶寺时期华夏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文明形态。

陶寺考古现场

首先，在陶寺发现了不同时期的城市建筑。其中有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与中期小城，是三城相接相叠的城市格局。特别是其中的大城，从最新的考古发现来看，存在巨大的城阙、城墙。在城内有宫殿、墓葬区、仓储区等，证明陶寺是一处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市。其规模浩大，总面积有280万平方米，被认为是史前城市发展的顶峰之作。

陶寺观象台

其次，在陶寺发现了大型观象台。这应该是人类史前规模最大的观象台。它由三层台基、十一个夯土柱基础呈半圆形排列。在其台基的中心有观测基点，通过夯土柱的缝隙观测对面崇山，也就是俗称塔儿山的太阳升落情况，以确定四季的变化。这与史籍中尧时观测天象，敬授民时的记载是能够对应的。同时，专家也认为，这里也应该是一处大型政治礼仪与祭祀的中心。除观测天象外，这里也肯定是表现社会治理与天的关系，乃至祭天敬祖、宣示政令的重要礼仪地。它不仅显现出尧时非常领先的天文学水平，也显现出其政治影响的非同一般。

再次是发现了一系列青铜器。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器是陕西姜寨出土的黄铜片、黄铜管状物，大约距今六七千年。之后各地陆续有零散的青铜器出现。如甘肃东乡林家发现的青铜刀以及铜碎渣，山西榆次红铜碎渣，属于红山文化的辽宁牛河梁遗址的小铜环饰等。大致来说，这些时代较远的青铜器数量稀少，典型性不够。应该是代表了中国使用青铜早期的文化状态。而在时间判定中处于比较早的时期，比较集中地出现了青铜器的地方是陶寺。其中包括砷铜盆残片、砷铜齿轮形器、铜璧形器、红铜环与蛙形饰等。最典型的是红铜铃，为复合范铸造，显现出当时铸造技术的进步。此外，在山西曲沃东白冢遗址出土了可能属于陶寺文化的坩埚片，似乎在这一地带存在着青铜制造作坊。这些青铜器的出现“开启了东亚大陆利用陶质复合范铸造空腔器物和容器的文化传统之先河”（许宏著，《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21年5月第1版，第32页），是中国青铜器铸造走向成熟的发轫标志或关键环节。

第四是发现了成熟的文字。一般认为中国文字在殷商时代成熟，其实证是殷墟中发现的甲骨文。但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可能在其出现时就达到如此庞大的规模与如此成熟的形态，必然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在传说中认为是伏羲时代已经创造了最初的文字，大约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时期。而黄帝令仓颉造字，应该反映的是中国文字进入一定成熟的时代。从考古发现来看，在贾湖遗址、双墩遗址、姜寨遗址与良渚遗址中均有许多可被视为文字或其雏形的所谓“刻画符号”，且一部分已经得到解读。这应该反映了中国文字早期的形态，以及发展过程中的演化。在陶寺遗址中，人们在一件扁壶上发现了朱书的可能被解读为“文”“尧”的朱书文字。在另一件玉笄上刻有被解读为“禹”的文字。这说明在陶寺时期，文字已经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且书写工具、书写方式也显现出新的特征。

在陶寺遗址还有大量极具文化价值的发现。如从墓葬群的发掘来看，存在明显的具有等级意义的现象。其中有王级大墓、贵族墓葬与普通贵族或平民的墓葬。发现了大量的陶器、玉器、石器、乐礼器、骨器、漆器等。这些器物反映了当时发达的文化礼仪与制作技术。特别是其中的彩陶龙盘被认为是陶寺文化中具有图腾性质的文化标识。此外，还发现了多处水井，以及可能是对手工作坊进行管理的工作场地建筑遗存等等。凡此种种，都表现出在陶寺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高的发展，特别是在农业、城市建设、制陶业、天文学等方面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社会管理也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形态。除有“王”之外，还有不同层级的贵族，从事科技文化研究的专业人员，从事管理的官员，从事手工业的技术人员与工匠等。社会分工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早期的阶级形态也体现得十分明显。社会财富得到了增加。属于“国家”的仓储、财政等已经形成。我们可以肯定地判断，在陶寺时期，也就是尧都平阳的时代，华夏地区已经形成一个极为典型辉煌的文明——华夏文明。

华夏文明是华夏民族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筚路蓝缕，自强不息，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来的伟大文明，是人类诸多古文明中最具活力与生命力的文明，也是不断吸纳其他优秀文化成分，创新转化融合新变，显现出强大的创造力与文化魅力的文明。她在中华大地熠熠生辉，璀璨迷人，吸引了更多的族群、人民，逐渐融合同化、演进蜕变，终于演化为伟大的中华文明。

三、中华与中华文明的演进

根据考古研究，结合史籍记载，可以知道在尧时，其都城平阳所在地区，具体而言就是陶寺文化所代表的地区形成了文明。这就是华夏文明，大约距今4500年。不过，我们注意到，在很多时候，人们又在讨论中华文明，或者中国文明。这几个概念，在许多情况下所指内涵是一致的。但严格来说，它们具有不同的学术含义。

首先说一下“中国文明”这个概念。在这里，“中国”所指是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而不是历史上意义上的文化中国，也不是氏族社会解体之后形成的古中国。因此，她有比较明晰的疆域边际。也正因为如此，就可能忽略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表现出来的特征与复杂性。因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所指地区可能会更为广泛，更加复杂，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难以确定。我们不可能在考古研究中把曾经属于“中国”而现在可能并不在中国疆域的地方视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或者认为今天属于中国国家疆域之内而历史上不能称之为中国的地方不是中国。比如最早的“中国”是指陶寺尧都一带，其他地方并不是“中国”。但今天来看，就不能这样表达。这表现出“中国”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在不同语境中，其含义并不一致。可能是历史意义上的，也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还可能是文化意义上的等等。如果是进行文化研究，可以作相应的具体的阐释。但作为考古研究，必须有国土疆域范围内具体的空间才能进行。因此，在考古界更多地采用“中国文明”这一概念。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注意“中国”这一概念本身含义的复杂性。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指现代国家的中国，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是指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或其他语境中的中国。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中华”与“中华文明”。大致来看，“中华文明”这个概念有两重含义。一是广义的，泛指在中华大地上出现的由中华民族创造的各种文化与文明现象。包括华夏文明形成之前与之后的文化与文明现象。如良渚文化，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如今浙江杭州一带在唐尧时代并不属于华夏之地。但良渚文化是在中华地域形成的文化，当然属于中华文化的范畴。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红山文化亦是如此等等。蒙古草原当然也不是华夏之地，而是草原游牧地带。但蒙古草原游牧族群不仅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文化，亦曾横跨欧亚非三洲，建立了庞大的蒙古帝国，并在中原地区建立了短暂的却是大一统的政权。这应该不是华夏文化，但却是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融合过程中主要由蒙古族群与汉民族共同建立的文化。他们均属于广义的“中华文明”范畴，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在中华大地上创造的文化或文明的一个方面。

“中华文明”从狭义的层面讲，是指中华大地上由中华民族创造的，以华夏文明为主体，吸纳融合其他非华夏文化形成的文明形态。其基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方法论均以“华夏文明”为主干，同时，又不断地对其他地区、族群的文化进行吸纳、融合、转化，蜕变为包含了中华各文化的文明形态。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吸纳了草原族群“胡服”的着装样式，让华夏之地的人民穿上了裤子，即裳。同时还改变了车兵军制，转为骑兵军制。赵武灵王本人为赵国国君，是华夏之人。胡服与骑射本来不是华夏农耕文化的产物，却由于赵武灵王的努力，被吸纳转化为华夏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我们从狭义的角度来讨论中华文明的时候，是指由华夏之地形成的原生文明——华夏文明升华转化而形成的文明形态。正是由于华夏文明具有这种接受新质、融合异质并转化为自身文化的能力，这一文明才能够适应时势之变化，保持生命之活力，经受住各种各样的挑战而不衰。

“华夏”，“中华”，“中国”，这三个概念在很多情况下所指是一致的，它们可以互文通用。但往往又是有区别的。特别是中华与中国，均强调“中”。可见“中”的意义非常重要。那么，什么是“中”呢？要讨论“中”的含义，也必须回到历史之中。

华夏文明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形成的文明。在华夏之地出现了最早的粟作农业。这也是传说中的神农氏炎帝亲尝百草、教民稼穑，开创中国早期种植农业的地区。农耕生产是一种综合性要求极高的生产方式。它不仅要求从事耕作的人掌握相关的耕作技术，还要求人们掌握土地的质量、水分的多寡、气候的变化、种子的选用等。或者说，人们仅仅依靠自己所掌握的耕作技术还不可能得到理想的收获，还必须掌握自然运行变化的规律。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天象。不是天气热的时候就可以耕作，必须是春天到来立春之后才可以。也并不是下雨就一定对农作物的生长有好处。在农作物果实灌浆之后，就更需要阳光照晒。凡此种种，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对如何把握天的运行规律，天如何才能满足人的劳动生产需要产生了超越现实的神秘心理。人们认为只有得到天的护佑恩泽，体现天的意图德性，才能有好的收获。但是怎么才能知道天意呢？天自无言而有意，重要的是人能否感受并顺应天意。因此，必须在人中找到能够通达天意者，这就是逐渐出现的巫卜之士。亦必须在地上找到能够通达天意的地方，这就是“地中”。一个国家政权如果拥有“地中”，就表明能够通达上天，接通天象，拥有天意，具有正统的统治地位。而“地中”就是与“天中”对应的地方，能够使地上之人由此懂得天意。所谓“天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专指“北斗”。如孔子在《论语·为政》中就指出，“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春秋公羊传》中也认为“北辰为大星”，是天之中。那么，地之中在哪里呢？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伏羲氏活动的昆仑丘。但这种观点少有人言。比较通行的是周时洛邑附近之嵩山。而更早的，已经被研究者证实的是陶寺——尧之都城。

在陶寺遗址的发掘中，与天文学有关的遗存，除了观象台外，还发现一件极为重要的器具——圭表。圭表是中国古代确定回归年长度的传统仪器，亦是用来测量日影寻找地中的工具。在《周礼·地官》中，特别就圭表作了介绍。“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就是说用圭表来测量四方土地之深广，太阳影子之正误，以寻找到地中。其主要方法是在夏至正午之时，在地上竖八尺长的表杆，用表杆上的圭尺来测日影的长度。如果正好是一尺五寸，就说明找到了地中的位置。如果日影短，则此地偏南，气候炎热；长，则偏北，气候寒冷；若偏东，则多风；偏西，则阴天太多。总之，如果不是地中的所在，自然地理与气候就都不利于生存，更不宜建都。只有在“地中”，才是最理想的建都之地，因为这样的地方，“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在拥有地中的地方建立国都，才可通达天意，四季和顺，四方平安，四民康阜。同时，在《周礼》中也规定了用圭表来测量土地，以确定诸侯国疆域的方法。这就是说，圭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测量工具，也是通达天意的依凭。《周髀算经》中有关于日影测量计算的具体方法。考古人员与天文学家根据这些文献进行计算研究，还原了“陶寺尺”的长度，并进行实地模拟测量，发现陶寺观象台之观测点正是“地中”之处。这也说明，陶寺是可以通达天意的所在，在陶寺建都是符合当时人们的治理理念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陶寺乃尧之都城。

在汉字的演化进程中，“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体现着极为重要甚至是至高的含义。最早的“中”字，其字形就是用圭表测日影的形象化。中间的一竖，是圭表，横着的方框是圭尺，上下飘动的线是圭表的刻度。这一字形，体现了“中”的具体形象，也代表了“中”所具有的神圣含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中”不仅是度量意义上的中部、中间、中端，还是衡量事物轻重的核心、中心，更是通达天意民心与地气的“大地之中”，是能够把人的愿望与地的势力、天的法则统一起来的所在。地中也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天人关系和谐同一的理念。其价值理念的重要性、社会治理的正统性、天人关系的协调性等均在这里体现出来、统一起来。因而，协和万邦的帝尧所在之都城陶寺就是当时万邦之中心都城，同样是“帝王之都为中国”之“中国”。这里的“中国”，并不是说某个古代方国或邦国处于地理的中心位置，而是说这个国家是能够通达天意、适应地气、代表民心的天地人统一的国家。它既是一种美称，也是一种价值观。

在中华传统观念中，“中”具有极为重要、神圣的含义。而“华”亦体现了文明繁盛之意。所谓“中华”，就是能够通达天地人三极的具有极强生命力的繁荣之地、昌盛之族。她是以华夏——最早奠定中华地域的核心地区，一般被称为中原的区域为地理与文化上的主体疆域，以华夏——最初创造并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以天地人合一为基本的价值体系，以求道守德为基本运行法则的族群为主体，融合同化了其他族群、文化，在更广泛的地域形成的民族与文化现象。在华夏文明形成之后，由于这一古典文明自身所具有的强大的吸引力与同化力，与其融合同化的其他族群人民共同发展创造，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之后，终于演变蜕化为更高级完备的文明——中华文明。

从华夏文明到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如果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完成华夏文明向中华文明的转化，我们就不可能拥有从形成之时起一直延续至今的原生文明，就很有可能出现如同其他古文明一样的被各种原因中断的现象。那么，这种新变与转化完成于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呢？以我之见，应该是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