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珐华复生记-亿点网

2019年11月17日至19日，太湖世界文化论坛世界文化技艺(龙子湖)交流中心成立仪式暨中外文化交流高级别会议在安徽蚌埠举行。会议期间，一个关于珐华的新闻发布会引起与会者的高度关注。
17日上午，在“湖上升明月”古民居博览园内，“传承与创新——珐华技艺复烧成果发布”这一醒目的主题赫然出现在会场的电子主屏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博科娃，太湖世界文化论坛主席、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研究局原局长严昭柱，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周树春，蚌埠市人民政府市长王诚，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湘江实业董事长马国湘与主持人于山一起为发布会揭幕，按下那只映着“璀璨珐华，盛世重光”的圆球。
  会场内，一件件精美的珐华艺术品深深吸引着与会者的眼球。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站在大型立像文殊菩萨的珐华彩像前，眼睛久久不肯离开，他从珐华的烧窑难度问到釉色的配制，问得十分仔细，他被这消失已久突然横空出世的珐华器震惊了。陪同参观的太湖国际文化论坛主席严昭柱对于山和张勇勇说，这一次你们给中国争了光。
  一夜间，题目为《中国珐华从蚌埠走向世界》的消息出现在热搜上，今日头条上，人民网以及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体上。这条信息同时惊动了山西省委书记楼阳生。他从网络上获知，珐华复烧技艺成果来自山西高平的朝元窑，他当即向有关部门询问珐华复烧的情况。2019年12月6日上午，在山西省第四届文博会上，楼书记见到了张勇勇。这位来自南太行深处的年轻工匠带着一只珐华莲池鹭鸶纹罐来参展。这个珐华釉罐子在2019年山西省第四届文博会上获得过金奖。柔和的灯光从展厅的屋顶垂照下来，珐华彩散发出的神秘冷寂高贵的光泽，让整个展区笼上一层幽静的气息。楼阳生书记仔细端赏着这只罐子，那幽深的孔雀蓝，洁白的莲花，双飞的白鹭。隔釉见胎，开芝麻片纹。没错，正是三百年前失传了的珐华器。楼阳生书记笑了。他直起腰，握着张勇勇的手，深情地说，你就是张勇勇吧，我是从网上认识你的，干得不错，高平珐华当之无愧是山西三宝。
  高平珐华器，平遥推光器，绛州澄泥砚并称山西三宝。它们像被时间的长河淘尽沙砾之后，留存在河床上的金子，在岁月之光的照耀下发出迷人的光亮。尤其是珐华，它那令人祈祷和慨叹的色彩，它那神秘的身世和高贵的气韵，深深吸引着张勇勇、于山这样一群具有家国情怀和艺术追求的年轻人。他们怀着无比虔诚的心，寻找迷失在历史烟尘中的那根文明的线头，经过十年如一日的艰苦努力，续接起珐华之魂，让这一沉寂三百年之久的国之珍宝，重新绽放出异彩。

历史上的珐华

走进七千年文明，你会发现，我们与古人对话的方式，除了卷册文字、绢丝书画和各种古建遗存，就是各种各样的器物。自古数不胜数才美工良的器物，体现着古人的生活追求和美学理想。我们通过这些器物与古人对话，通过这些器物了解历史，连接现在和未来。
  “珐华”是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低温彩釉陶瓷器，是在琉璃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诞生于元代山西潞州、泽州、蒲州一带。它上承唐宋三彩余韵，因其华美庄严，故名“珐华”，源出佛教经典《大乘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最初的珐华器多为宗教器用，其彩以蓝紫色著名，早期的纹饰以璎珞纹为主，象征高贵与圣洁。坊间也有“法花”、“ 粉花”之称，概因其所涵立粉工艺而出名。
  据《饮流斋说瓷》中记述，珐花之品萌芽于元，盛行于明，大抵皆北方窑。也就是说，珐华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北方，而明代北方陶胎珐华彩主要烧造于山西南部地区，大致在高平、阳城、蒲州一带。民国著名收藏鉴赏家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一书中对不同产地所出珐华的特征作了详尽论述，蒲州一带所出者，系元代末年之物，其胎纯系土定胎……潞安、泽州一带所出者，系明代初年之物，以透花瓶罐等件为最多，其胎有江沙、白沙两种，其胎质极糟，其性极糠，以刀刮之，其屑即落，其釉亦系玻璃釉，为各色较元末略灰耳。平阳、霍州一带所出者，系明代中年之物，瓶罐等件多不透花，其胎半缸半瓦,其釉略混，其黄釉之处亦略薄，其蓝色略发紫，其底与里之绿亦略黑，其釉虽系料釉，仍略透亮……“从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确定，珐华最早出现在有“晋地琉璃遍天下”之称的山西。而潞安、泽州是明初珐华的重要烧造之地。
  那么山西为什么会成为珐华的源起兴盛之地？
  追溯珐华的历史，我们不得不走进那场长达十年的战争。1211年，成吉思汗发动了对大金国的进攻。当时，山西是金的属地，蒙古铁骑南下，直入山西大同，夺武州、朔州，进而南下代州、忻州。1217年，蒙军征服太行以南。从蒙军入晋到忽必烈建立元朝，蒙古人带给山西人民的战争之苦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山西全境州县，无不生灵涂炭。据晋城泽州《大阳资圣寺记》所载，郡城失守，虐焰燎空，雉堞毁圮，室庐扫地，市井成墟，千里萧条，阗其无人。兵火以后，晋城居民荡析，乡井荆棘。山西大批民众出逃，有些一去不返。城邑四野，一片荒凉。特别是晋东南的泽州府，人口由原来的五万九千四百一十六户，减少为九百七十三户。这些人口锐减的的地方，后来成为山西珐华的兴起之地。
  忽必烈即位后，为确保赋税征收，开始整顿户口，确定民籍，采取“检括查禁”措施，使得大批在逃的山西人返回晋地。同时，朝廷积极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大兴寺庙，对境内各种宗教采取优容礼遇的态度，为琉璃和珐华的烧造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当时，琉璃工艺已经突破了用做建筑构件的限制，大量与宗教有关的法具器物出现。珐华器正是在这一阶段脱胎于琉璃制造工艺，与琉璃法器在庙堂上并驾驱驰。流传至今的珐华器，多是佛道题材，正是旺盛的民间信仰在那个压抑时代的突然绽放。
  明清时期，珐华器彻底与琉璃分离，独秀于各种陶瓷艺术之上。作为小众化的高端艺术品，它以奔放灵动的色彩，不仅应用于寺庙供台，也逐渐走进皇宫官邸，成为宫廷贵族们的观赏之物。清雍正年间，官府不再让民间烧造珐华器。烧造珐华的民窑全部被关停。珐华不再是乡野草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寄托，而成为王公大臣的御用之物。这或许是后来珐华日渐沉寂的一个客观原因。但珐华消失的真相，三百年来，并没有真正被揭开，它或许永远都不可能被揭开。
  从清朝末年开始，不断有南方人和外国人来到南太行，在晋东南民间低价收购琉璃和珐华。生活在太行山里生活困顿的农民没见过世面，把家里收藏的珐华器，或寺庙里的琉璃都拆下来卖了钱。于山在一张照片里看到过广州的一个寺庙里，堆放着满满当当的山西琉璃。一条一条的龙排在一起，望不到边。他还在许多国外的博物馆和拍卖会上见到过那些美得让历史无法漠视的珐华器，那些外国人面对珐华器的惊讶、激动和欣喜的眼神，让于山感到自豪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深深的遗憾和困惑当中。他知道，我们流失的或许不仅仅是几件文物，流失的是文化的养分。中国自古有载道于器，藏理于器的传统。当我们把一件古物从它的经济价值和考古价值种剥离出来，我们会看到它蕴藏的巨大的文化价值。它成为一个让我们了解和感悟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通过这些器物，我们能聆听到来自远古的声音。这些远古的声音是唤起中国人文化自信的源泉。而这些文物的流失，一点点抽去我们文化的养分，使得我们的文化氛围变得淡薄，后人和祖先交流的代价会变得更高。由此，于山痛切地感受到，珐华器的流失和消失是一种历史的过错。但是寻找深埋在历史烟尘中的文化根脉，接续起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则是作为一个当代人的使命。

遍寻遗落的芳踪

十年前，珐华对于张勇勇和于山还只是个文物概念。他们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的生命会和消失了三百年的珐华联系在一起。人的一生有无数次选择，而有的选择是决定性的，注定带着某种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
张勇勇出生在南太行深处一个叫南凹的小山村。从小跟着行伍出身的父亲四处漂泊，他当过矿工、做过保安，靠打磨银器起家。他不甘心像父亲一样一辈子呆在山洼洼里，他的心里模模糊糊装着一个更大的世界。后来他进城租了个小摊，做打磨银器的生意，不再走村串巷。早年的这些经历，练就了张勇勇坚硬能吃苦不放弃的性格。在城里做小本生意期间，他结识了当地一些收藏古玩的朋友，就跟着他们跑到了北京。北漂期间，认识了于山。于山，毕业于中央美院设计系，著名设计师、收藏家。他对晋东南古老的文化颇感兴趣，特别是对晋城的老家具情有独钟。而当时张勇勇主要以收藏晋城的老家具为主业。他俩因家具结缘，成为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家具的年代，木质，品相和产地。由家具谈到家具上的器物，由器物谈到珐华。有一次，于山带着一只珐华器小香炉让张勇勇鉴赏。有着丰富古物鉴定知识的张勇勇一看，是一件仿制品，没有珐华古器宝石般的质感。张勇勇就跟于山说，我老家晋东南是珐华的原产地。我见过晋东南民间收藏的珐华器，大部分是明代的器物，非常的漂亮。可惜太少了。于山说，民国时期，大部分珐华器流失到了海外，我在国外很多博物馆见过他们馆藏的珐华器，色彩高贵，构图舒朗、线条率意流畅，实在是美得让人窒息。可是这么美的珐华器居然失传了，我们还能复烧出这样的珐华器吗？于山望着张勇勇，眼睛里掠过一丝深深的困惑。张勇勇说，我们不妨试试。

那次和于山分别后，张勇勇回到高平老家，放弃了他的文物收藏工作，开始一门心思琢磨起复烧珐华的事情来。他首先走访了当地烧琉璃的老艺人。他发现高平、阳城两地烧琉璃的人很多，成规模的琉璃企业最少有十家。这些烧制琉璃的企业和艺人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珐华技艺的探索与复烧，但是也从来没有人成功地烧出过一件真正的珐华器。看着他们烧出来的一堆堆黑不叫黑，蓝不叫蓝，绿不是绿的废品，张勇勇的心情非常复杂。于山的那句发问，像一条鞭子不时地抽在他身上，生出一种莫名的痛处。难道我们真的烧不出珐华了吗？他一次又一次在心里问自己。那些烧坏的废品，别人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他困惑，也让他激愤。我就不相信，古人能做成的事，我们就做不成。
  但是，张勇勇很快发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关于复烧珐华的文字记述太少了。很多学者专家关于珐华的研究文字都是推测的成分居多。而不断在复烧珐华的那些琉璃工匠们，也只是模仿古珐华器的颜色，根据自己的想像进行釉色的调配，结果烧出来依然是琉璃，不是珐华。张勇勇想，要了解珐华，不仅要了解它的今生，还要了解它的前世。首先要从陶瓷开始。而最早烧造陶器的地方不在别处，就在他老家的羊头山上，最早制陶的祖先不是别人，而是在羊头山带领族人开启了农耕文明的炎帝神农氏。在羊头山神农城发现的仰韶时期的陶片足以证明这里是最早的陶乡。张勇勇无数次登上羊头山，循着祖先的足迹，寻找着自己心中的路途，沐浴着羊头山的风，想像着神农炎帝弓身制陶的情景，他突然被那种浩大无私的情怀所感动，被炎帝神农氏的精神所激励、鼓舞，我要做祖先那样的人，他在心里默默地暗下决心。他听见祖先的召唤如此清晰，像清凉的山泉注入到他心里。有时候，他会夜登羊头山，在浩淼的星空下，寻找艺术的灵感。
  八义古镇是长治和高平交界处的一个重镇。自古为南北交通要冲，商贾云集，寺庙林立，曾有北方瓷都之称，更有北方八义窑，南方景德镇的说法。古代隶属泽州府，也就是在高平域内。上个世纪30年代，八义村村民挖出70余处宋代瓷窑。这一发现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吸引了包括我国著名陶瓷专家陈万里等深入八义考察。国家考古研究所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也分别于50年代和90年代深入八义进行考古，加上先前村民发现的，共发掘出宋代瓷窑遗址108座，以及大量的“红绿彩”瓷器标本。八义瓷窑“红绿彩”瓷的发现，在国内外陶瓷界引起巨大反响，众多专家撰文论述，肯定八义“红绿彩”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甚至开创了我国五彩瓷器之先河。由此推测，珐华彩最早也可能是八义窑烧造的器物之一。走访八义窑，让张勇勇复烧珐华的信心更足了。八义历史上归属高平。八义窑既然被称为瓷都，说明历史上的高平陶瓷烧造技艺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从神农城到八义窑，张勇勇沿着古人的足迹寻找，他确信，珐华就是开在高平这块古老而神奇土地上的一朵奇葩。作为高平人，炎帝后裔，他要义无反顾地担负起复烧珐华的历史使命。回到家，他再次打开他那些文物鉴定的书籍，对历朝历代的陶瓷器物加以研究，他在网上找到他所能找到的元明清三代的古珐华器照片，进行对比识别，从色彩到图案，从品相到品质。他还购买了《考工记》、《中国陶瓷》等书籍，一头扎进与珐华有关的成堆的古书古物之中，这一扎就是十年。一个斑斓的珐华世界在他面前一页一页打开。
  与此同时，于山也在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他的双脚踏上了欧洲、美洲、日本的土地。他开始寻找世界上所有与陶瓷珐华相关的的资料和书籍。每到一处，他都要买上一大堆相关的图书。很多次，为了把那些书籍带回国内，他不得不把行李袋里的衣服扔掉。他还把在国外一些著名博物馆看到的珐华器用近镜头和特写镜头拍下来，发给张勇勇。他从国外带回来的有关陶瓷珐华类书籍摆满了他家的书柜。同时，他开始静下心来研究元史、明史、清史，深入了解珐华产生、兴盛和消失的历史政治和社会原因。同时，他再次走进敦煌莫高窟，去拜访这座震惊世界的东方佛国。在莫高窟各大洞窟里，他流连忘返，历代不同色彩，不同头饰，不同服饰，不同神情的佛像造型，一一装进他脑海，熔铸到他对珐华艺术的构想之中。
  2016年春天，是一个开始的季节。于山和张勇勇在高平的铁佛寺再次相遇。这一次，于山是带着一位老画家来拍摄米山铁佛寺的彩塑，看着那一尊尊惟妙惟肖形神兼备的华彩之塑，于山忍不住慨叹，如果能把这些彩塑复烧成珐华，该有多好！陪在他身边的张勇勇马上接话说，我们准备的差不多了，可以开始了。可以开始了吗？于山回过头来，看着他。可以开始了。张勇勇坚定地回答。起步需要投资多少钱？于山问。至少得百八十万吧。张勇勇估摸着说。这钱，我们一起来筹，于山说。
  简短的对话，一场复烧珐华的实践之旅开始了，像一支射出去的箭，再没有回头的可能。而当时复烧珐华的前景并不明了，只有一团忽明忽暗的光亮在他们前面闪烁着。说是宿命也好，使命也好，情怀也好，他们没有多想，就这样怀着赤子一般的心，向着那团模糊的光亮出发了。

初建朝元窑

八百里太行不仅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朴实厚道的太行儿女，也蕴藏着无数神奇的土质和矿藏。南太行有一种神奇的白土，当地百姓叫它坩土，可作琉璃的泥胎。从小在南太行山野里长大的张勇勇，对这种白色的土非常熟悉，就像熟悉大山的气息一样。很小他就跟着十里八村会烧琉璃的老师傅玩坩土。坩土加水，和成灰白色的泥，捏出自己想像中的动物、器具和人形。泥土是他的生命之根。当北漂多年，重新回到家乡，那熟悉的泥土味让他再也不想东奔西跑。他决心要在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上，把这种白色的黏土做成珐华艺术，让这种艺术成为融入他生命的一种精神寄托和心灵慰籍。
  于山常住北京，修厂建窑的事就由张勇勇一个人张罗着。建窑首先是选址。高平小城虽然不大，但要找一个合适的窑址并不容易。张勇勇跑遍了高平周边的村落，在城东的七佛山下租了几间平房，作了临时厂房。但是这个地方在城里，不能烧窑。要想建一个四立方的气窑，还得到乡下找地方。刚开始，跟着张勇勇干的，只有一个人，他叫吴斌，小名秃儿。他先是跟着张勇勇做木材加工，听说张勇勇要烧珐华，他很不理解，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珐华是什么东西。他看着张勇勇和于山热火朝天地讨论建窑的事，他就默默地一个人在一边琢磨，家具做得好好的，干嘛要烧珐华？珐华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张勇勇告诉他，做着做着，你就知道了。
  地方租好后，接下来就开始招兵买马。俗话说，竖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很快就来了一个姓焦的师傅，焦师傅是晋南人，自称是做了半辈子彩塑。张勇勇和于山让他塑个胎看看，焦师傅动作娴熟，一看就是塑形的老手，但是张勇勇和于山却从他老练的手法上看出了问题。这位焦师傅多年来已经形成了在寺院塑像老套的手法，要想改变他很难。烧造珐华需要一种全新的塑形模式，焦师傅显然不能适应，但刚起步，急需要人手，张勇勇就让焦师傅暂时留下来。不久，焦师傅又介绍了两位做塑像的朋友过来，一位是李秀艳，一位是张振宁。他俩都是高平邢村人。张振宁告诉张勇勇，城北邢村村南有一个砂厂要转让，要建窑，那里是一个不错选择，张勇勇立马拉着张振宁来到邢村。
  这哪里是一个砂厂，这分明就是一片瓦砾成堆、荒草丛生的荒地。张勇勇跟着张振宁在这块荒地上转着圈，张振宁跟张勇勇说，邢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古村落，自古有烧琉璃的传统。很多邢村人长年在各大寺庙塑像，他们以此为生。李秀艳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位烧琉璃的师傅，李秀艳的手艺都是她父亲的启蒙。张勇勇听着，心理暗喜，这或许是冥冥中的一种天意。琉璃是珐华的母体，邢村是琉璃之乡，是彩塑之乡，自然也应该成为珐华之乡，同时他还看见，这个废弃的翻砂厂，虽然荒坡不堪，但却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挂着一个旧变压器，烧窑离不开三相电，首先考虑的是电的问题，重装一个新的变压器，少说也得十万八万，有了这个旧变电器，既给他省了一笔钱，也给他解决了下一步烧窑用电的大问题。他当即决定，把这块砂厂盘下来。
  修厂建窑是大事，于山从北京赶过来，和张勇勇商量，俩人又对那个地方进行了全方位的勘察评估。于山觉得在这个地方建窑还有两点好处，一是目前他们的团队里的张振宁，李秀艳和李秀艳的弟弟李秀龙三个人都是邢村人，在邢村村边建窑，有利与他们就近回家吃饭住宿。二是离城近，东面离207国道只有五百米，西面离羊头山旅游风景路不到一千米，交通便利。再加上文化优势，的确是个建窑的好地方。下一步，我们就开始行动吧！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厂房和窑建起来。于山的一番话，证实了张勇勇对这个地方的直观判断，也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那天，他俩坐在七佛山下的小平房里，谈到深夜。他们谈到给窑取名字的事，张勇勇说，就叫朝元窑吧。朝是朝阳，代表初升的力量，元是一元复始，从零开始的意思。于山说，好，这个名字取得有点意思。张勇勇说，我早就开始琢磨这个名字了。每天早晨，一早起床，迎着东山的日出，到这里来，那日出东山的景象，总让我停住脚步。有时候突然心里会生出一阵莫名的感动，我们复烧珐华的事业，难道不就像尚未出山的太阳，白手起家，不就像一元复始的早春，大地光秃秃的，除了荒草什么也没有。于山望着张勇勇，他那清俊的面容，自然卷曲的头发，倔强而略带羞涩的目光，他发现，这个相貌虽然尚未脱土的年轻人，思想认知已经超脱了他的农民身份，他的审美眼光与认知方式有异于常人的地方。认识多年，于山第一次对张勇勇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名字确定了，窑祉选好了，接下来就是开工。为了节省资金，张勇勇亲自开车带着张振宁到河南郑州禹州神垕购买材料，一家一家对比砍价。他既想要质量好的，又想要便宜的，可古话说的好，便宜没好货。张勇勇就是不服气，他必须要买到价廉物美的材料，为了剩几百块钱，他们跑遍了郑州的建材市场，跑遍了洛阳的陶瓷市场。常常顾不得吃饭。夜晚，上了回程的高速，才到服务区买两碗方便面，开水泡着吃。除了张勇勇和张振宁，李秀艳把她的弟弟李秀龙也带来了。秃儿吴斌和李秀龙成了张勇勇的左膀右臂，他们骑着自己的摩托车，每天从七佛山到邢村，一天至少要往返几十次。秃儿个子大，力气也大，装车，卸货，搬砖，提泥，都是他带着秀龙干的。
  百天不到，五百平米的制作车间，一个四立方的电气窑就全部建成。眼看着村南那片荒弃了很多年的砂厂，突然生机勃勃地长出了一片新厂房。邢村的老百姓开始在私底下议论，这是又要干什么呢？听说是烧珐华？珐华？没听说过。听者摇摇头走开。珐华对于普通村民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新生事物。他们不解地观察着张勇勇他们通宵达旦地在那里折腾，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折腾什么，有时候还在心里嘲笑这群不知天地厚的年轻人，是瞎折腾！直到有一天，这里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所在的村落因为珐华而声名远播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年轻人日日夜夜就是在鼓捣这个东西啊！
  对于村民的不解，张勇勇总是淡淡地一笑，继续带着秃儿秀艳秀龙等人埋头做自己的事。那一团忽明忽暗的光亮，始终在他前头引领着他。

张勇勇和他的神工团队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这样记述制瓷工艺之繁多：“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而珐华是陶瓷中的极品，它集彩绘与雕塑于一体，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综合装饰艺术语言。较之琉璃和其他的陶瓷工艺，它的色彩更丰富，制作工艺更繁复，烧造难度更大。
  首先是塑形，塑形是复烧珐华这一系统工程中最重要最基础的工艺。形塑不好，后面所有的工序都等于零。而塑形师没有几年或几十年的功夫，很难胜任这项工作。朝元窑的塑形工作由李秀艳来担任，李秀艳34岁，朴素羞涩，低眉信手间透出生性的单纯与温顺。她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对泥塑有一种天然的兴趣。机缘巧合，碰到了晋城泥塑大师刘惠斌。在刘师傅的引导下，更深的走进了泥塑。她心思缜密，悟性高，又肯吃苦，再加上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和多年的塑形功夫，使得她塑出来的胎形更加灵动细腻。比如做文殊菩萨的手，过去做出来的手，手指僵硬，没有美感。但做珐华造像，对手的要求就很高。为了做好一只菩萨的手，于山给李秀艳发了大量的图片和资料，还现场给她比划。于山的爱人林存真教授给她带来人体解剖学的书，对李秀艳讲，一个好的塑形师不仅需要深厚的美术功底，还需要有极高的美学视角和开阔的思维眼界。李秀艳自知自己历史知识欠缺，在塑形时候，她要反复多次向于山和林存真教授请教。常常是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脖子中间，一边听电话，一边做胎形，按照于山在电话里的指导，调整指法，修正不足。每做一个跆胚，她就给于山发视频和照片。于山看了以后，提出修改意见。
  她做的第一件珐华艺术品是文殊菩萨的大型立像。于山说，要礼敬先贤，从烧最传统的珐华器开始，但是要捡最硬的骨头啃。如果能把大型立像做成，其它的瓶瓶罐罐就不在话下了。自从来到朝元窑，李秀艳就一头扎进这尊大型立像的创作中，每天从早晨五点到朝元窑的制作坊，晚上十二点才离开，经常是顾不得吃饭，忘了睡觉。于山的思想潜移默化地深入到她的脑子里，她的塑形技艺一日千里的提升，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在晋城工艺美术大师评选现场会上，她现场雕塑了一座“事事如意”塑像，一只小狮子骑在一头大狮子的背上，活灵活现，让所有的评委和在场的人都屏气凝声，静静地看着她的现场表演，直到她一口气完成自己的作品，收住沾满坩泥的手指，评选现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在太湖国际文化论坛，于山向外国人介绍她说，秀艳是我们朝元窑真正的大师，她则腼腆而羞涩地笑笑。她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些荣誉，她最享受的是投入创作中的那种充实感和幸福感。
  形塑好后，第二道工序是按照塑好的胎形做模翻模。做模翻模也是一道复杂的工艺，负责这个环节的是吴斌和李秀龙。吴斌是一位地道的高平汉子，没有艺术功底，之前也没有做过模具，他有的是耐心和钻研精神。刚开始，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赶到架上的鸭子，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会也得会，不会也得会。没有钱买模具，他就自力更生，动手做模具。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对制作石膏模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无师自通地罩住李秀艳做出来的胎形，造出了基本吻合的模具。初入门似乎容易一些，但要做好做精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次做新的模具，都可能会因为一两毫米的差异，敲掉重来。为此，他常常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心思。大家时常看见他呆若木鸡，一个人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个石膏模具傻傻地看着，其实他是在思考改进的办法。现在吴斌已经是制模翻模的大师。
  李秀龙是李秀艳的弟弟，之前跟着姐姐一起在刘慧斌那儿学习塑像，后来到朝元团队后，跟吴斌一起探讨、研究、攻克复烧珐华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他和吴斌一起制模翻模，一起烧窑，俩人配合得天衣无缝，所做出来的模具既轻巧、又结实、还好用。李秀龙之前家里也做过琉璃，有过烧制柴窑的经验，来到朝元窑之后，由于环保的原因，改用天然气烧造。为了更好的掌握烧造技巧、总结经验，他和吴斌24小时连轴工作，累了就在地上铺块纸板轮流眯一会。烧造是最后一项非常关键的工序，不能出现一点误差，否则将前功尽弃，所以，每到烧窑的时候，他俩就整夜不能睡觉，两眼紧紧盯着温度显示器，听着窑里的声音，观察各种变化，防止出现意外。现在，吴斌和李秀龙不仅成了朝元窑做模具的高手，还是烧窑的高手。
  而复烧珐华的核心技术是釉色的调配，也是最难攻克的技术难关。张勇勇把这一难题留给了自己。
  没有文字记述，有的只有他和吴斌、秀龙从古玩市场里收集回来的珐华残片。没有一件完整的珐华古器，有的只有于山从国外各大博物馆发回来的珐华照片和百度搜索到一些古代珐华器的照片。单凭这些照片，无法看到珐华的肌理和纹路。唯一有参考价值的是那些珐华残片。张勇勇采取寻痕法，根据对这些残片的分析，倒推珐华的釉料配制成分和釉色调配比例，根据珐华与琉璃的天然联系，推演珐华的烧制工艺。他每天爬在那堆珐华残片上研究识别，他发现元代的珐华器虽然看上去比较粗犷，图案花纹较之于明清的珐华器，缺了一些精致明艳的色彩，但元代珐华釉古朴厚重，很有韵味。珐华的釉料主要以锰、铁、铜、钴四种矿粉为主，助容积剂主要是铅。这些主要原料确定以后，接下来主要是反复调试釉色，确定矿粉调配的比例，这也是最难的。张勇勇钻进新建的厂房里，一钻就是一天。朝元窑的灯光迟早是一宿一宿亮着。蓝和蓝不一样，珐华蓝如宝石之蓝，既是宝石之蓝，那一定是蓝得纯净蓝得透亮，是一种像黎明的天空一样充满生气的蓝，包含神秘的蓝，又令人神往的蓝，和琉璃蓝、青花蓝都不一样。绿和绿也不一样，绿如莹绿松石之绿。古人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白居易说，春来江水绿如蓝。那么珐华绿，又名孔雀绿，那就不是琉璃之绿，也不是唐三彩之绿，而是绿到深处的那种绿，青绿，像松石一样的绿，绿的晶莹剔透，绿的深邃悠远。黄和黄也不一样，黄如金箔琥珀之黄。金箔是金色透亮的，琥珀是一种透明的生物化石。李白有诗赞美琥珀：“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可见琥珀是瞬间凝聚而又经千年历练、通过巧合和时间奇迹般形成的化石，给人轻柔、温暖的印象，散发着淡淡的光泽，仿若是穿越时空续放着光彩。白和白也不一样，珐华白如珍珠之白，珍珠白圆润柔美，用于立像的面部和裸露肢体，给人于灵动如真的感觉。这些古人对珐华四色的描述，一遍遍在张勇勇的脑海里旋转变幻。如何选取珐华彩的原料是一门极深的学问。调好的釉料，或涂，或浇，或淋在烧好的泥胎上，都与最后烧出来的色彩不一样。所以调釉时是盲调，通过釉下覆盖低温烧制后，珐华器才得以呈现出迷人的色彩。这样，他就需要在每一块烧出来的陶片上，按颜色的深浅标上记号，以便下一次调配釉料的时候参考。
  他常常两眼迷离，吃饭也在琢磨，走路也在琢磨，睡觉做梦也梦见配制釉料，有时候半夜突然坐起来，把梦中梦到的釉色的调配比例，拿笔记下来。早晨跑到朝元窑按比例调配，烧出来的颜色果然接近珐华古器的颜色。张勇勇觉得是神在帮助他，其实这个神，就是他的专注，忘我和投入。张勇勇也是凡身肉胎，他不可能超越过去所有人复烧珐华的失败经历。朝元窑的空地上堆满了烧坏的珐华残品。而张勇勇和别人不同的是，他对待失败的态度永远是积极的。每一次，他都能很快找到失败的原因和改进的办法，一次比一次接近珐华古物的颜色，一次比一次接近他心中的理想色彩。他不知疲倦地在一个色彩斑斓的时空里跋涉，浑然忘了自己和外界的存在。有一次，于山从北京过来，给张勇勇打电话，没有人接。按照以往的惯例，张勇勇要开车到车站来接他。可是，那一次，不见人，电话也打不通。于山就直接打车到了厂里。令他惊奇的是，朝元窑一片寂静，好像没有人一样。走进厂门，眼前的情景让于山惊呆了，以往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张勇勇，此刻蓬头垢面地倒在调色台旁边的椅子上，手里握着调色瓶就睡着了。他的两只手沾满了颜色，他睡得很沉，以至于于山走进来都没有把他惊醒。正值寒冬，刺骨寒风从门外吹进来，山赶紧把门关严实了，在厂房里找了一条破毯子给张勇勇搭在身上。
  塑形、翻模、调釉、烧窑的工艺难关一个个被这群白手起家的民间工匠克服了，那尊大型文殊菩萨立像作为他们烧造的第一件珐华器被送进朝元窑，张勇勇，李秀艳，秃儿，李秀龙一起站在窑外等待，他们的心也都像是放在气窑里烧着。
  烧窑了！烧窑之前，张勇勇给于山打电话报信，于山说，烧出来，再给我回个电话。于山在北京，隔着近千里的距离，眼巴巴地守着一只手机，等着朝元窑的消息。几个小时过去了，没有接到张勇勇的电话，于山知道，一定是烧坏了，如果烧成了，张勇勇会第一时间给他报喜，等不到电话，说明是失败了。于山能想到大家听到气窑里传来那声刺耳的断裂声时，他们脸上那种欲哭无泪的沮丧神情。秀艳没日没夜心血加灵感创作出来的塑像，秃儿和李秀龙没日没夜翻模翻出来的模型，张勇勇没日没夜调试出来的釉色，一瞬间化为乌有，他不敢给他们打电话。他知道他一打电话，保不准会听见他们的哭声。到了第二天，他实在忍不住给张勇勇打电话询问。张勇勇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话，我们都来不及哭！于山知道，他们失败了，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学院派与传统派融合的新模式

每个人的出生和成长都会得到来自故乡文化的滋养。张勇勇和他的工匠们是土生土长的高平人，他们一出生就浸淫在这方古老厚重的文化里，但是身在其中的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是漠然的。于山的到来，激活了在他们身上沉睡的文化基因和艺术灵感，唤醒了这些文化在他们生命里潜积的能量和创造力。朝元窑有一个微信群，于山和他的爱人中央美院设计学院副院长林存真教授利用这个微信平台与朝元窑的工匠们进行直接的对话和交流。他们把在世界各大博物馆参加展览时拍到的各类工艺品和彩塑的照片发到微信群里，让大家长见识开眼界。张勇勇、秀艳他们及时把自己做的塑形、釉色发到群里，让于山夫妇挑毛病，一点点的提升，一点点的改进，一支硬核团队就这样一天天成长起来。
  同时，随着朝元窑逐步走上正轨，一群年轻人来到的朝元窑。牛榛、吴焱艳、张梦麟、张梦奇，这些朝气蓬勃气的年轻人，给朝元窑珐华的复烧带来新思维、新科技和新模式，使这一国宝工艺有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烧造华严三圣大型立像，是朝元窑建成后，确立的最初复烧计划。张勇勇和于山商讨，既然珐华彩一开始就蒙着宗教的神秘面纱，那么我们要做的，首先是要还原它的本来面貌，继承传统，再打破传统。深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张勇勇和于山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首先烧造的是文殊菩萨的大型立像，在烧造这尊立像时，他们攻克了立体悬空工艺难关。过去人们做这类悬空式塑像时，文殊菩萨的坐骑狮子的肚子下面是打开的，需要用一根立柱支撑。朝元团队在塑形实践中，打破了这种传统悬空塑像的方法，采取利用坐骑的四肢来支撑整个立像的重量。这里面涉及到重力学的原理。李秀艳在实践中逐步明白，做一个优秀的塑像师，不仅要懂美学，还要懂力学，同时还要懂历史。比如华严三圣像，不同朝代的华严三圣有不同朝代的塑形风格。唐代和宋代的不同，明代和清代的也不同。我们要学会鉴别，才能通过吸收借鉴，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有时候李秀艳他们觉得，张勇勇、于老师和林老师的要求太高了，自己一下子达不到。但是按照三位老师不厌其烦的指导和要求，发现他们在一天天超越自己。
  华严三圣是《华严经》中的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三年中间，华严三圣的第一尊像选择的是世界著名佛教圣地山西省五台山的文殊师利菩萨，从而揭开了悬空式制造的序幕。张勇勇从网上找来的各种造型图片，于山带来各种相关书籍，大家潜心学习与研究，制定出朝元窑的烧造方案。但是，在具体操作中，他们还是遇到了预想不到的困难。过去人们做这类悬空式塑像时，文殊菩萨的坐骑狮子的肚子下面是打开的，需要用一根立柱支撑。现在要打破了这种传统悬空塑像的方法，采取利用坐骑的四肢来支撑整个立像的重量。这里面涉及到重力学的原理。做好这么一尊立像，不仅要懂美学，还要懂力学，同时还要懂历史。比如华严三圣像，不同朝代的华严三圣有不同朝代的塑形风格。唐代和宋代的不同，明代和清代的也不同。他们必须要学会鉴别，通过吸收借鉴，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中。
  最令人焦心的是最后一关，烧制。当他们把一点一滴塑好的立像，小心翼翼送进窑里，他们的心就一起被送进了窑里。每次听见窑里传出“咚”的一声巨响，几个人的心也“咚”的一下跟着破碎了。完了，烧坏了，几个月的辛苦白费了。那种欲哭无泪跌入深渊的无助无奈感，只有他们自己体会得更为深切。仅一尊文殊菩萨立像，他们先后做了五次，烧坏了五次，到第六次终于成功了。2017年5月，文殊菩萨造像烧制完成，并在同年参加第三届山西省文博会，获得了银奖。文殊菩萨烧成后，接下来是普贤菩萨，有了第一次烧制成功的经验，第二尊的烧制还算顺利，就是在做菩萨像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故障，但问题也是很快就被攻克了。最后是是大佛像制作，大佛像不是普通的创作，它的制作难度、烧造难度更大。于山与张勇勇反复沟通，研究制作方案，经过商定后，前期框架由张勇勇先行按照传统构架设计制作，然后再由于山整体改进调整。这一做就用了18个月。佛身下十三层底座，一层一层地塑，有时候塑到第十三层，要在中间加东西，一加，十三层底座就塌了一半，又得重做。千叶莲花座，一瓣一瓣的莲花，莲花上的卷草纹，都需要打破常规的画莲的习惯。十三层座台上四千多颗璎珞纹珠，每一颗都雕刻得精致饱满。朝元窑的每一个工匠都是带着修行者的心态安静地、忘我地创作每一件作品。每一件作品上都融入了他们的精神人格和灵魂信仰。他们在复烧珐华的路上，不断寻找自我，呈现自我，日日精进，思想随着技艺逐步丰盈，心性随着创作不断平实，向着人生和艺术的理想高度一点点靠近。
  十三层华丽精美的佛座烧制终于完成了，看到如此繁华的佛座，大家就开始商讨主佛像的制作。主佛的创作是所有创作要求最高，难度最大的。如果不能设计创作出一尊安静威严的造像就压不住这个佛座的气场，创作不好的话，就不能和佛座真正的融为一体，不能形成一股气，创作就会失败。张勇勇和于山又开始查找资料，观摩敦煌壁画，翻阅各种石窟造像。像唐僧取经一样，经过千辛万苦，完成了大佛像的创作烧造。大佛像出窑那日，朝元窑工匠们将烧好的大佛安放好，所有人齐唰唰地倒在制作间的水泥地板上，闭上熬的通红的眼睛。他们实在是太累了。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大家专心在做一件事。一件事完成后，他们一下陷入一种全身心被掏空的疲倦和困乏之中，昏睡过去。
  烧坏的狮子、大象、菩萨、佛像，张勇勇把它们摆放在朝元窑的院子里，成为他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历史见证。
  但是无论多么辛苦，朝元窑的工匠们从没有想到过放弃。烧坏了，重来，越挫越勇。张勇勇和于山发现那团模糊的光亮日渐清晰、日渐明亮，慢慢地像早晨的太阳，在朝元窑的窑顶上升起来。
  2019年11月，华严三圣大型珐华立像参加了太湖国际文化论坛，它们的出现惊艳了世界。与会人员对华严三圣赞不绝口，很多人流连忘返，反复询问。中国珐华的复烧成功让他们感到无比震惊。全国各大新闻媒体也纷纷对这一轰动全球的事件争相报道。珐华三圣的烧造成功，正式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珐华复烧成功，大型立件工艺已经超越了古人。
  从2016年朝元窑建成到2019珐华三圣烧造成功，朝元窑用三年的时间，结束了珐华沉寂三百年的历史。其间，于山先后上百次往返于北京与高平之间。这位策划过无数大型国际会展，具有世界眼光的大设计师，被张勇勇、李秀艳、秃儿、秀龙这一群单纯朴实、心无杂念的民间工匠的精神景象所深深打动，深深吸引。在复烧珐华的艰苦岁月里，在一次次失败当中，在张勇勇苦苦的坚持中，在并肩作战的每一次小小的成功中，他和朝元窑的工匠们不知不觉融化在了一起。
  于山开玩笑的跟朝元窑的工匠们讲，你们是意匠，我是哲匠。意匠就是一个走心的手艺人，一个有想法、会设计的工匠，心手相应，想得出，也做得出，想得到，也做得到。心在手先，心手相应，心灵手巧。哲匠是用嘴指挥大家来完成一项工程，哲匠可能不会动手，但他得有创意，有设计，有谋划，有管理。
  于山与朝元团队的结合，单从艺术的角度讲，可以说是现代艺术和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学院派艺术与民间艺术的结合，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结合。而从朝元团队的整体运行来看，就是他说的，是哲匠与意匠的结合。这种结合无疑带来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也注定要产生一种非同寻常的全新的艺术成果。

太湖扬风帆

太湖国际文化论坛的秘书长郑传焮先生与林存真熟识。有一次，他在于山那儿见到了朝元窑烧出来的一个珐华瓶，郑传焮先生一看，眼睛就亮了，说，这是个好东西。于山说，珐华可不可以作为2018年太湖国际文化论坛上的国礼？郑传欣先生说，原定的是故宫博物院配送的礼品。于山说，做不做国礼，都没关系，我给你烧一个珐华梅瓶出来，你看看。然后，于山就给张勇勇打电话，把烧梅瓶的事做了安排。这一次，朝元窑烧出了一批璎珞牡丹瓶。于山和张勇勇带着去见郑传焮先生。郑传焮先生一看，二话没说，带着这个瓶子去见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先生。
  这款璎珞牡丹瓶，造型端庄古朴，釉色匀净深沉，釉面莹润。瓶身颈部的十二个如意纹，象征月月如意，瓶身肩部饰有一周璎珞纹，立体感强，而主体则采用了国花牡丹，象征富贵繁盛，底部的福山寿海，也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纹饰。郑传焮先生和单霁翔院长都是专家，一看这瓶，就默定了它作为2018年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五届年会的国礼。
  论坛闭幕后，朝元窑收到论坛发来的感谢信：“贵单位所创作的珐华牡丹璎珞纹梅瓶，因其典雅的气度，精湛的工艺，传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获得了与会各国政要的一致赞许。”这是朝元窑的珐华器第一次亮相太湖国际文化论坛，为2019年的复烧成果发布会埋下伏笔。
  2019年，于山和张勇勇共同策划了太湖国际文化论坛“传承与创新”珐华复烧成果发布会。于山先生亲自担任发布会的主持人，向与会者介绍珐华的复烧工艺和复烧成果。朝元团队的所有工匠参加发布会，并站到主席台上。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是一个高层次、非官方的国际文化论坛，是中国唯一一个自主创立的以论坛为组织名称的全国性社会组织。按照论坛主席严昭柱的话说，太湖世界文化论坛担负的使命就是要深化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加强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意基础和文化根基。
  2019年11月17日下午，发布会如期举行。在那些为发布会揭幕的世界政要身后，记者的镜头里出现一排穿着印有朝元窑字样的工匠服的年轻人。他们的表情几乎是一样的朴素安静，眼神里带着一种圣洁的虔诚。他们黑白简素的装束和宁静的面容，似乎是为了向那三百年沉寂的历史告别，又似乎在向这一刻的高光时刻默然致敬。于山向与会者介绍他们说，这是复烧珐华成功的朝元窑的大师，他们来自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叫高平的小城。每一件珐华艺术品身上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凝聚着他们的执着和坚持，凝聚着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凝聚着他们忘我的投入和担当。这是一支三无团队，没有学历，没有资质，没有称号。但他们同时又是名副其实的四有团队，有技术，有能力，有责任，有担当。他们是一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硬核团队。
  于山的介绍赢得久久不息的掌声。在之后几天里，张勇勇和他的团队沉浸在被人认可的喜悦之中。虽然他们从来不是为了荣誉而战，但是这份意外的惊喜和得之不易的荣誉，依然让他们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和幸福。
  走出鲜花与掌声，于山和张勇勇穿着印有朝元窑字样的工匠服，来到太湖边上。于山微胖，面貌舒朗，留着艺术家的长须，说话声音浑厚宏阔，全身透着北方男人粗犷奔放的气质，他用诗一样的语言向外国人介绍珐华的时候，整个会场流动着声音与色彩的美妙乐章。走在他旁边的张勇勇略瘦一些，中等身材，面貌清俊，自然微曲的头发，紫棠色的面容，眉宇间透着一股真诚专注和倔强的神情。他俩怀着成就胜果的喜悦，一边走着，一边谋划着朝元窑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风从太湖湖面上吹过来，他俩带着朝元窑珐华的梦想，再一次在明月朗照下的太湖，扬帆起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