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里的山西

诗歌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浩若烟海的歌谣诗词，沉淀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涵养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在抑扬顿挫和平仄格律之间，构建了中华民族绚丽的文化图谱。唐诗，在诗歌百花园中如同葳蕤芬芳的茂树繁花，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凝聚着刚劲挺拔的时代精神、真挚浓烈的人间情怀与美好和谐的自然观念，成为人文精神的“基因图”、思想道德的“定盘星”、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华文明桂冠上的璀璨明珠。

在奔腾不息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诗歌如同一朵朵激越的浪花，闪耀着智慧和理想的光辉。在唐代诗坛，山西籍诗人占据重要地位。初唐的王绩、王勃，盛唐的王维、王昌龄，中唐的柳宗元、白居易，晚唐的温庭筠、聂夷中，一代代贤达俊杰、官绅士民，用他们的如椽巨笔书写赤子情怀，展示了三晋文化的风骨神韵，歌咏了表里山河的壮美图景，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隽永篇章，是我们传承弘扬山西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教材。

刘晓勇 摄 

壹 《诗经》与《楚辞》

《诗经》和《楚辞》作为中华民族先秦时期的文学产物，就像两条大河灌溉着后世文学的田园，后来的诗歌、戏剧、散文、小说，没有一个不受其滋养。而唐诗作为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也深受其影响。

《诗经》，从时代方面讲，主要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约500年的诗歌总结。从地域方面讲，《诗经》主要是北方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结晶。《诗经》中的15个诸侯国，主要分布于现在的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和陕西等。从作者方面讲，《诗经》是以民歌为主的集体歌唱，具体作者已无法考证。从内容方面讲，《诗经》主要是反映社会现实和男女爱情的民歌。《诗经》中《伐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大意是说“你不劳动，为什么你们家有那么多粮食？你不打猎，为什么你们家里挂了那么多好的兽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对那种劳而不获、获而不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早在两三千年前，我们的先辈就对劳而不获、获而不劳、多劳少获、多获少劳等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抨击。《诗经》中《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千古绝唱，只要人类存在，这就是最伟大的诗篇。另外，比如《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顺着河流向上游去追求她，“道阻且长”，道路崎岖而又遥远；“溯游从之”，顺着河水向下游去追求她，“宛在水中央”。写出了对追求美好事物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美好心态。

《楚辞》主要形成于战国中期，是长江流域和南方文化的结晶。中国的诗歌，从《诗经》到《楚辞》，是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歌唱，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飞跃。《楚辞》的内容主要是屈原的思想，其精神主要分三个方面，即热爱家乡、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百折不挠，纯洁自己、自我修养。第一个精神是热爱家乡、热爱祖国。这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留给我们炎黄子孙的最伟大的精神遗产！第二个是追求真理、百折不挠的情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是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虽九死其犹未悔”，哪怕是九死也绝不后悔。这样一种为了伟大的理想而九死不后悔的精神，正是我们成就事业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第三个是自我修养、一尘不染的品格。《楚辞》中最伟大的作品是《离骚》，它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最长的、最伟大的、最恢宏瑰丽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屈原在《离骚》中说：“民生各有所乐兮”，这里的“民生”不是指民生疾苦，而是指人生。“余独好修以为常”，我唯独跟别人不一样，我喜好修养自己，以为常行、以为常态。

贰 汉乐府诗与建安诗

汉乐府民歌对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公元前112年，乐府正式成立于西汉汉武帝时期，负责收集编纂各地汉族民间音乐、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进行演唱及演奏等。汉乐府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这些诗，原本在民间流传，经由乐府保存下来，汉代叫作“歌诗”，魏晋时始称“乐府”或“汉乐府”。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诗，亦称“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并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创了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其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

在汉乐府民歌的滋养下，直面人生的汉代诗人创作逐渐活跃起来，从开始时的模拟到创新，为建安诗坛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诗家所推崇的建安风骨、魏晋风骨，又是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运动的一面旗帜。到盛唐，伟大诗人杜甫记事名篇所作的三吏、三别等不朽诗章，到中唐，白居易、元稹标举的新乐府运动，汉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都在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中起指导作用。汉乐府民歌所开创的五言诗体，一直作为中国古典诗体的主流，以及汉乐府民歌在叙事技巧、语言艺术等方面对后世起到了显著作用。

建安是东汉献帝朝最后一个重要年号，从公元196年到公元220年。这25年是汉代东汉的最后时期，但在文学史的角度，它可以作为一个崭新文学时代的开始。曹操的《观沧海》，是中国诗歌史上千古咏颂的名篇。毛泽东曾经写过词《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里说的遗篇就是曹操所作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前面这八句都是实写大海、实写山水。随着“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大海掀起了万丈狂澜，诗人头脑里联想的大门被打开，写下了千古咏海名句，一共是四句，16个字：“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出在大海里，落在大海里；灿烂的星星和银河，浮沉和倒映在大海里。太阳是宇宙中最灿烂辉煌、最伟大充实的形象，宇宙中没有比太阳更灿烂辉煌的东西了，但就是这个最灿烂辉煌、最伟大充实的形象，它出在大海之中，落在大海之中，仿佛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大海的怀抱，极其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大海包孕宇宙、吞吐日月的壮阔气势。

叁 六朝诗

诗歌发展到六朝又有了新的变化，五言诗逐渐成熟，七言诗开始得到更多关注，而近体诗的出现，更是代表着诗歌从古风转向律诗。可以说六朝时期，不仅使诗歌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更是为唐诗的兴盛做好了铺垫。六朝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二个辉煌的时期，文学、艺术、绘画等，都取得了灿烂的成果，涌现出不少的诗人名家。其中，陶渊明最具代表性，中国25部正史中《晋书》《南史》《宋书》三部都有他的本传《陶渊明传》。

陶渊明29岁以前主要是读书。他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这里的“不求甚解”并非贬义，而是陶渊明读书的方法，即读书要抓住文章的大意，不要钻到字句的牛角尖里。所以他读书时一旦领会到某一种意思，便高兴得忘记了吃饭。陶渊明的这种读书法，我们就称之为不求甚解法。从29岁到41岁，是陶渊明第二个时期，即仕隐反复期。他有一首诗叫《归园田居》（其一）中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里的“一去三十年”，实际上是一去十三年，即从29岁到41岁，首尾加起来正好是13年。这13年中，他仕隐反复了三四次，这个时期著有《归去来兮辞》。陶渊明从41岁到63岁是他人生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他写了著名的散文《桃花源记》。这一时期他生活在田园中，再也没有出来做过官，他以满腔的热情来描绘和歌颂各种田园的美好，在中国诗歌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领域——田园诗。“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上展开了一个广阔的天地，把最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写到文人的诗中，热情地进行讴歌。

肆 唐诗

唐代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唐诗中一共有2200多个诗人，数量空前。但是能够说明那个时代诗歌很兴盛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的身份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皇帝会写诗；唐太宗、唐宣宗等都写得很好。皇后会写诗、妃子会写诗，比如武则天的《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大臣写诗、将军写诗、文人学士更写诗；种田的农夫写诗，打柴的樵夫写诗，捕鱼的渔夫写诗，和尚也写诗。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能听到吟咏诗歌的声音，这最能说明这个时代诗歌的鼎盛。

唐朝诗歌最鲜明的特点是重情趣。唐朝的诗人用自己情感来感受生活，特别是盛唐诗歌中充满了一股激情，奔放着一种积极昂扬、奋发乐观的旋律。诸如盛唐人一出口就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等等。所以我们读唐诗如饮美酒，充满了激情。而宋代的诗歌，其特点则是重理趣。“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宋代人善于把生活中的哲理提炼出来写到诗中。给人的不是激动，而是回味、是思索、是启迪。我们可以举两首诗歌来说明，这两首诗题目完全相同，叫《咏柳》，都是七言绝句，描写的对象都是初春刚刚到来的柳，但是表达的情感情趣却迥然不同，判若云泥。唐代这首《咏柳》作者是贺知章，诗写道：“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一读一下子就感到春天到来了，万物复苏，大自然生机勃勃，使人非常兴奋。“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那一排排整齐的、鲜嫩的、透亮的绿叶，是谁把它剪裁出来的呢？是大自然的能工巧匠，精心剪裁出来了一排排整齐、鲜嫩、透亮的绿叶。这首诗，一是层次清楚，从整体写到具体，从全部写到局部；二是题为咏柳，实则颂风，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巧借柳枝相形容。我们再看宋代人曾巩也写过一首题目相同的《咏柳》诗，他说：“乱条犹未变初黄”，经冬之后那乱七八糟的柳条，还没有改变最初的鹅黄色。春天到来后，未名湖边的柳树一开始不是绿的，是黄的，金黄色的。说明春天刚刚到来，就是这个柳条，“倚得东风势便狂”，倚仗着东风，东风就是春风，便疯狂地飘舞起来了。狂到什么程度呢？狂到“解把飞花蒙日月”，解把，就是想把；飞花，就是柳絮，想用自己白毛毛的柳絮啊，把太阳和月亮都给遮起来；你不要狂得太早了，“不知天地有清霜”，不知，就是你知不知，是反诘句，你知不知道春天后面是夏天，夏天后面是秋天，等到秋天一来、秋风一起，清霜一降，就黄叶飘零了。

伍 “半部唐诗在山西”

三晋大地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自古便是文人雅士辈出的文化名邦。由隋至唐，是山西诗坛上史无前例的活跃时期，在这一时期，受民族互动与外来文化等影响，山西诗坛英才辈出、成就斐然，名家之众、名作之多难有出其右者。可称为唐诗开先河者的王绩（585年—644年），字无功，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出身官宦世家，隋末大儒王通之弟，自幼好学、博闻强记，生性桀骜，是成就改变北朝文风第一人。“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649年或650年—675年或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脍炙人口。久负盛名的《凉州词二首》作者王翰（687年—726年），字子羽，晋阳（今太原）人，才智超群，举止豪放，其诗多以吟咏沙场少年、玲珑女子以及欢歌饮宴，表达对人生短暂的感叹和及时行乐的旷达情怀。家喻户晓的诗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出自王之涣（688年—742年），字季凌，祖籍晋阳（今太原），其高祖迁今山西绛县。盛唐名重一时的著名诗人王昌龄（690年—756年），字少伯，山西太原（也有说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擅长七言绝句，被后世称为“七绝圣手”，《出塞》《从军行》流芳百世。“诗佛”王维（701年—761年），字摩诘，山西永济人，存世诗作400余首，官至尚书右丞，以《使至塞上》《相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为代表作。卢纶（约737年—799年），字允言，河中蒲（今山西永济）人，有《塞下曲》《和张仆射塞下曲》之作。负有盛名和影响深远的诗人、文学家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祖籍山西太原，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魔”“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长恨歌》《卖炭翁》等代表作。“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祖籍山西永济，一生所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代表作有《江雪》《田家三首》等。《菩萨蛮》的作者温庭筠（约812年—870年），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此外，还有宋之问、王泠然、柳中庸、杨巨源、吕温、司空图、聂夷中、王驾等诗人产生于山西这块沃土，可谓灿若星辰。

与群星璀璨的山西诗人群体相对应的是诗词作品的喷薄而出、俯拾皆是，边塞诗、送别诗、田园山水诗、乐府诗等无不涉猎。晋语区是唐诗的重要产区，《全唐诗》中记录的山西诗人作品有5000多首，占据总量的十分之一，文学史上因此有“半部唐诗在山西”之说。诗歌成为三晋大地文人墨客涵养智慧的深泉、觅寻文化的航标、登攀思想的峰峦。王勃“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的顾影自怜与高洁孤秀；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粗犷与宏阔瑰丽；“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的恬静优美与隐逸超然；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气势豪迈与真挚浓烈；白居易“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愤懑同情与沁人心脾……字斟句酌，用心良苦，或气壮山河、声若雷霆，或平易流畅、唱叹有情，或扣人心弦、发人深省，无不凝结了刚健振拔的时代精神、真挚浓烈的人间情怀与美好和谐的自然观念。

一部全唐诗，半部山西史。山西，在中华文化辉煌壮阔的大舞台上，继承与创新，分享与共赏，用诗行词句的瑰丽唯美，铸造了三晋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和文化乡愁，为中华文明史谱写出一页壮丽华美的篇章。

程郁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唐诗宋词》《唐诗讲读》等，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见解，曾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中国教育电视台“国史演义”栏目，主讲古典诗歌赏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