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生活一瞥

后排左三为本文作者、著名书法家赵望进先生

1960年9月，我考入山西师范学院（62年复名为山西大学）中文系并担任了班长。这个时候正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从城市到农村生活极度困难。城市居民口粮实行定量供应，农民凭饭票在生产队的大食堂里吃饭。国家非常照顾大学生，在校学生男生每月每人供应三十二斤面粉，其中细粮只有二斤。女生每人每月供应二十八斤，细粮与男同学一样。按说这样的标准比起当时的农村已是“天堂”生活了。可是由于副食远远跟不上，同学们正是长身体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总是感到吃不饱。每顿饭八个人一摊半盆菜（一般的洗脸盆那么大），每个人分不到半碗。主食是一个二两重的玉米面窝头，硬的象砖块一般，一碗高粱面（又叫红面，因高粱不脱皮，熬出汤来红得如血）稀糊糊，很不耐饥。有的同学就编出来顺口溜：“洪湖水浪打浪，吃口砖头进课堂。”

我们入学后没有专职班主任，由比我们高三级的调干生党员来兼任，所以班里很多事情就必须由班长去干。在上好专业课的同时，抓生活就成了首要的任务。

那时，我们每人每月生活费9元，由国家供给。这9元不发给学生，直接拨到学生灶上。学校学生灶有两个地方，中文、数学等几个大系在大礼堂，曰大灶；物理、化学、外语等几个人数少的系在小礼堂，曰小灶。大灶的炊事员主要来自晋中某县，掌勺的人是位高个子中年人。他站在直径大约一点五米的大锅旁，左手收饭票，右手用一只勺子为排成一行队的同学们盛汤。一勺一碗，不多也不少，据说是按量制作的。每每给排队的人盛完汤后，还留着一大锅底。这时那位掌勺的炊事员用勺子连续击打着锅沿，并操着浓厚的地方口音大声喊：“放开了！放开了！”喊声未落，正吃饭的男同学便蜂拥而上，围着锅用小勺子去刮锅底。扑在前面的很快得手刮满一饭盆或一碗，身子往起一站，把弓腰在后面人的碗顶翻了，霎时汤溅上衣服，引来一番对骂。虽然是小匙刮锅，但效率很高。一会儿锅底刮得干干净净，像洗过的一般。站在一旁望汤兴叹者，不时小声骂着：“他妈的，这不是在糟蹋人吗？”

营养赶不上，有些同学得了“浮肿病”。这时，不知从何处传来“经验”，说小球藻可以消除浮肿。于是由系团总支牵头，掀起了一个自制小球藻的热潮。  

小球藻的制作非常简单。在一个脸盆中盛上四分之一的水，把切断的玉米杆和高粱杆为主的“原料”泡在水中，然后将脸盆放在叠于桌子上的凳子上，再把电灯泡对准脸盆口，晚上一夜开着灯，以充足的光和热彻夜近距离照着。每个房间的“长明灯”皆由班长负责监督，不准随意关掉。有天晚上，一位郝姓同学哭丧着脸对我说：“我失眠，开着灯更睡不着了，头疼！是否可以关上一阵。”我说不敢答应，可架不住同学的恳求，便说：“关上一会就开了，不要让系里检查出来。”谁知事情就这么巧，关灯后，被系团总支检查组发现了。第二天一早，大个子团总书记找到我，操着满口雁同口音大声吼道：“你们班昨夜有关灯的房间，你怎么不制止，如果再有这种情况，影响了小球藻的形成，我撤你的班长！”明知是我同意关灯的，我听着批评，一句也不敢辩解。

原来小球藻是一种菌，高粱杆泡在水中，白天太阳晒，晚上灯光照，在光和热的作用下，慢慢长出绿毛，形成糊状，这就是小球藻。据说将它拌在饭中一块下肚，即可消除浮肿。记得我们班有浮肿的同学吃了的，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不过在缺医少药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如此“自力更生”也体现了上级的一种关怀！

小球藻解决不了问题，根本还在于提高营养。每月主食供应数量是固定的，不会增加一两，关键要放在副食提高上，必须在蔬菜上做做文章。当时灶上能买到的只是白菜、白萝卜之类的“大路菜”，且数量远远不足。有的同学提出来挖野菜，甜苣、苦苣以及“油油菜”等，都很好吃。于是，全班同学倾巢出动，提上各自的布袋袋，直奔附近的地边头、水渠旁，向野菜开战。不一会就大袋小袋提回来一大堆。交给厨房，一天也没吃完。很快全校全系的同学都出动了，校周围的野菜被一扫而光。挖野菜的范围越来越广，竟扩展到汾河沿岸。只要大家动手，就会越挖越有。尽管挖的很多，但大家吃野菜也还是定量的，多出的野菜都晾一晾晒一晒，堆积在教室后面的空地上。天长日久，野菜越积越多，连教室后面的窗户都堵上了。直到一九六四年形势好转后，教室后面还堆得满满的，绿格盈盈的野菜已变成了干叶干杆干柴，食堂已不需要了，同学们也无法下咽了。这倒美了学校周围的农民了，他们用麻袋一包一包装着拉走，成为喂羊的绝好饲料。

穷苦老百姓常常讲“糠菜半年粮”，但对于正在长身体且学习负担很重的大学生，野菜只能作为小小的补充，还得把蔬菜作为基本的营养保证。可是在市场上，蔬菜越来越紧，连白菜、萝卜这些“大路菜”也要按计划供应，远远不能达到实际需要之零头。在这种情况下，系里发出指令，让各班自己想办法，通过各种渠道买菜，以劳动做交易，买回菜就行。而且特别强调，哪个班买回菜，哪个班食用，以发给每人菜票为据。 

面对现实，这个任务很自然地落到班干部头上，我作为班长更责无旁贷。我们有位同学的父亲在太原北郊区花圪头公社当副主任，我央求这位同学带我到花圪头乡见到他父亲。我们说明来意，并加重描绘了同学们因缺乏蔬菜而浮肿的现状。我想作为一位公社的负责人，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该帮帮他的孩子。可是他很安静地坐在那里，不住地抽着旱烟，表现出满脸的无奈。最后他终于开口了，操着满口河南话说：“赵同学，我们公社各村主要是挖小煤窑，种菜的很少。要买煤可以，买菜实在困难。”一听这话，我心凉了半截，不知怎么回答，更不会说几句客气话，只好空手离开了这满地煤灰的山沟。

一到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菜、菜、菜的影子在脑海中不断浮现。我上大学，第一次来太原，连有名的迎泽公园都没去过，哪里能找到大宗卖菜的。朦胧中突然想到了我表兄姚振谦。他与我在高中是同一个班，由于体育出色，未毕业就被省体工队选走，分配在航海俱乐部。航海俱乐部设在晋阳湖畔的南堰村，距离山西大学绕道走有三四十多里路。第二天早饭后，我坐公共汽车在五一广场倒车到迎泽桥西站下，顺晋祠路南行十四五里路，上午十一时半赶到南堰。南堰村子不大，临晋阳湖，东不远便是汾河，地里种着不多的水稻和茴子白。看到这种景象，我完全忘掉全身的疲劳，心想买点茴子白应当不成问题。此时表兄刚训练完毕，扛着浆回到驻地。我说明想在这里买点菜，他边笑边摇头：“根本不可能，一来俱乐部的运动员从来不与驻地的老乡接触，互相不认识，二来俱乐部本身吃的菜还得去市里买。”我刚热了一点的心霎时又凉了多半截。不觉已经中午十二时，运动员开饭了，表兄给负责人请示后留我吃饭。当时虽举国困难，但运动员的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这顿饭是有生之年吃得最好的一次，不仅有大肉炒白菜，主食还有油条（太原人叫麻叶）。油条是我第一次吃到的，它与麻花的形状口味截然不同，又软又香，至今想起来，口水还不住往肚子里咽。饭后即要返校，从原路回绕道太远，至少多三四倍路程，还不一定能赶上公共汽车。表兄把我领到汾河边，让我淌河水而过，这样一直向东可省几乎五分之四的路程。我望着哗啦啦的流水，两腿有些打颤。他给我找了个柳木杆子，并再三给我说，用杆子在前面水中一边探深浅，一边择路前行，不断提示，哪里浪花多哪里水就浅，哪里水平水静没有浪花，哪里水就深，千万不能从哪里过。我按表兄叮嘱，把裤子码到大腿上，手拄着柳木杆子下水摸索前行。我本来胆子就小，一个人第一次淌水而过，不由得毛骨悚然。除哗啦啦流水声外，四望无人，只有岸边的柳树摆动着柳丝，好像迎接我过河。表兄站在岸边迟迟没有离去，不断喊着：“往前走！”“朝浪花多处走！”“不敢再往前走了！左拐！”。他在为我指路，又在为我壮胆。下午四时许终于回到学校宿舍里，一边喝着水，一边自责：败兴，又是空手而归。

在那个极贫困的年代，通过私人关系是无法买到菜的。看来只能用劳动做交易去换取了。系里提倡下乡劳动，且给予尽可能的支持。我们班七十个人分成两队，我带一个队奔赴寿阳县一个村里帮农民收玉茭。下乡劳动是完全义务的，农村社员（即村民）那时全在生产队食堂集体就餐，每餐每人定量一份，将就着吃一点；食堂也是瓜菜带，勉强着按人头下米做菜；生产队也难例外，凑合着饥一顿饱一顿，吾身难顾吾身，没心事也没力量接待几十号人吃饭。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系里给我们派了一名灶事员前往，垒起炉灶专门为同学们做饭。这样我们白劳动了十天，换得一大车茴子白的收获。菜交到灶上，全班同学每人才得到可食一个月的菜票。

第二次下乡劳动是在榆次西南方向的一个村里。这是个很大的村子，大队下面有六个生产小队。我们联系的是第三小队。二十多个人带着铺盖、带着粮票、带着现金，吃饭交粮票交饭钱，劳动不计报酬，条件只有一个，能买一大车白菜。小队长很机灵，满口答应，立马给我们安排了一周的活计。

白白劳动了七天，回头买菜时却有了变故，费尽了周折。

一九六一年国庆节前夕，我带着同学们的期望来到我们曾经劳动一周的那个村子，很快见到了那位小队长。一见面他便知道我要来干什么，不等我开口他就带有十分歉意的口气说：“卖一车这算不了什么大事，可是大队书记把我骂了一通，说单给我们队的社员还不够吃，一颗菜也不让卖掉。”我一听像是挨了一棒子，据理说：“咱们不是早说好的吗，怎么几天就变卦了！”那位队长说：“唉！不怕官就怕管，人家是家长，管着我们哩！”我带着恳求的口气说：“你想想办法吧，只买一大车。”他手一扬说：“要不你亲自找大队书记说说。”他领我到大队部，找到书记说了一声，转身就溜走了。我理直气壮地说：“二十多人劳动一周，想买一车白菜，请书记批准。”谁知那位大队书记比我们的校长还牛，他竟说：“我们又不缺劳力，谁让你们劳动还要买我们的菜？”我说：“三队队长答应的！”他说：“那你找他去。”我说：“千锤打锣，一锤定音，最终还得你来决定。”他竟提高嗓门说：“我不同意！”我放和缓口气，近乎到了像小孩向家长要零花钱那么“低三下四”。他一句不吭，吧嗒吧嗒抽着自制的卷烟，不看我一眼也不赶我走。我心里想耐心磨一磨或许对方能“高抬贵手”。谁知，不一会他起身要走。我死皮赖脸地跟在后面一步不离，他走到哪我紧随到哪。转来转去，他一步跨进了他家的大门。我也跟着进到他家的院子里。不料他一步迈进了房间，我也紧追不舍，准备跟进房间。刚举手揭开帘子，还未着脚，忽然一位中年妇女大声骂着把我推下门口的台阶。我定睛一看，房门口压着一把十字交错的谷杆。我想，房子里有人坐月子，后悔自己太冒失了，幸亏还没有进入房间，要是闯进去惹下个三长两短，那罪过肯定会降到我的头上。

我含着眼泪走出大队支书家的大门，不知如何是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只能再去找三队的队长，他是当事人又是决策人，就在“这棵树上吊死吧。”

见到第三生产队队长，我心里的委屈瞬间发泄了出来，不由自主地放声哭了。小队长比我大个十来岁，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不要难受了，我卖给你一车菜，但有个条件。”我听说卖给一车菜，马上破涕为笑，一车菜能有多大条件，只要不是干违法的事，我什么都敢答应，便说：“什么条件？你说。”他慢条斯理地说：“我们这拉车的三匹骡子一匹马，共四块，全没有在太原上保险，每块按规定上保险得十六元，四匹共六十四元。如果交警挡住了，你们可得出，我们的马车平素不跑太原，你们这是破例！”我听了不觉一怔，吓出了一身虚汗，这么大的数字比白菜的价高出了十几倍，我们哪里掏得起！他说：“你同意了咱就立马装车，你不出了咱再考虑考虑！”这下难住了我，堂堂七尺男子还能遇难而退！我想，要出钱也是公家出钱，我是跑腿的，买回菜去就立了功了，哪管花多少钱？于是便斗胆地说：“行吧，我给学校说说。”这是一句莫棱两可的话，先答应住再说。小队长一声喊来三个小伙子，安排说：“你们去装一车白菜，给××、××俩说一声，晚上给太原送菜去。”安排完毕，他领我去生产队食堂吃晚饭。我拿出二两粮票五分钱交给司务长，炊事员给我盛了一碗合子饭，面条是豆面的，小米有一股发酸的异味，我像“饿狼”一样，半闭住气很快把一碗汤带面吞了下去。

晚上九点多装满白菜的胶轮大车才准备出发，赶车人说走得早了怕半夜进学校不方便。两位赶车人，每人穿着一件翻毛羊皮袄。他们一个赶车，一个把草苞子扔上车，叫我和他一同坐在装满白菜的车顶。正值国庆节前夕，天气渐冷，早晚温差很大。上午来时阳光高照，晚间却寒气袭人，犹如初冬。我穿着中式夹袄，两条黑色土布裤子套在一起，屁股和腿紧紧挨着白菜，一股刺骨的凉气不住往腿里钻。和我同在车顶的那位穿羊皮袄的社员，很快就打起呼噜来，睡得十分香甜。而我越来越觉得凉气从腿上窜遍全身，牙关子不住格格相撞。尽管这样，也没有敢借羊皮袄沾沾热气。我紧拉着捆绑白菜的绳索，心里想着，当学生就这么可怜？当班长就干这活计？……瞬间思绪转向母亲常给我说的一句话来：“不知苦中苦，哪能人上人！”又想起同学们表态经常说的：“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看看志愿军打老美！”这时身上稍觉好受点。不料车子左右颠簸，一不小心，我和草包子一齐被甩到了车下。原来车到北营了，这里正在修路，路面凹凸不平。赶车的车夫把我扶起来，我看到“北营火车站”几个字，心里高兴极了：快了，快了，快到学校南门口了！此时两腿又冰冷又僵硬，我强行摆动了摆动，步子才能迈开了。我给车夫说：“我不坐了，就在后面跑吧！”

路面不平，车子左右摇摆，前行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学校的南门已经在望，我带着马车下了公路，直向校南门口驶去。

车进南校门时，东方已白，天气放亮，同学们正下早操。我径直把菜车领到中文系食堂，交给大灶管理员。管理员高兴地照料着两位车夫，让灶事员端来半盆刚蒸好的热红薯作为他们的早餐。我向管理员交代了白菜的数量和应付金额，含糊其辞地提了养路费，看来两位车夫并不明白，我向他们客气了两句，转头奔向宿舍，拿了饭盆（比碗稍大的洋瓷小盆）去大餐厅排队打早饭去了。一夜白菜车，留下的腿疼，至今未愈。

山大中文系在洪洞县牧马有个农场，系里不断安排同学在那里劳动和上课，劳动基本上就是种植蔬菜和一些小杂粮，但远远满足不了上千名师生所需。在“自力更生”口号的感召下，学校提倡就地种菜。霎时间，各班纷纷在校园里占地，除地上有砖有石头的地方外，凡有黄土的地块都种上了茴子白。茴子白适应性强，极好管理，长的个头很大，获得意想不到的丰收。我曾在《大学纪事》一诗中这样写道：“校园变菜园，菜草杂蓁蓁。”

今年是山西大学120周年华诞，我虽年愈耄耋，但对60多年以前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对那特殊的年代有着特殊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