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早期创作对新中国审美的影响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之后，包括根据地在内的中国文艺创作发生了重要变化。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是当时在太行区从事文化工作的赵树理于1943年5月创作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之后，赵树理又创作了一系列相关作品。1944年，在延安根据地出现了戏剧《白毛女》《兄妹开荒》，以及1947年在太行区出现的《赤叶河》等。在美术界也出现许多表现抗战生活的作品，显现出中国文艺创作的新气象，之后中国审美的演变新建产生了深刻影响。

赵树理在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正式发表作品。比较重要的有小说《悔》《白马》等。它们深受新文学早期作品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欧化”特色。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是比较短小的故事、曲艺等，影响较小。但其中有一部长篇小说《盘龙峪》在一个刊物连载，大约有20万字，有比较明显的地域特色。这部小说没有完全发表，影响也不大。不过，从这些作品当中，我们看到了赵树理另一方面的才能，就是对民间艺术、民族审美的熟悉。真正代表赵树理早期创作成就的当然是《小二黑结婚》，以及之后发表的《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等。这批作品出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上世纪40年代。其中《小二黑结婚》的影响最为突出，发表于1943年，被视为是最早践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作品。它们的艺术风格也非常一致，明显不同于赵树理最早的小说，当然也不同于新文学早期的作品。可以说是另辟新路、独具特色之作。

新文学运动完成了对旧文学的革命，其势不可阻挡，涌现出大量经典之作。这些创作成果奠定了中国新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基本地位。但是，随着新文学运动的不断深化，人们也逐渐发现，新文学运动的早期作品存在着明显的局限。由于受欧美现代派影响较深，在语言、手法、结构等诸多方面与大众的审美存在很大距离。新文学面临着是小圈子的“文人文学”，还是被最广大的民众所接受的“民族文学”的考验。这一现象在文学界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成为讨论的热点。很多作家对自身的创作进行了反思，意识到应该努力创作被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使新文学真正生根开花结果。在这样的讨论中，中国的时局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在党中央领导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进抗战最前线，在以山西为主的广大地域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大批文化人士来到前线，或参加抗战，或采访慰问，出现了众多的发动民众、表现抗战的优秀作品。如诗歌《北方》《赶车传》，以及后来的《漳河水》，报告文学《我看见了八路军》，小说如《吕梁英雄传》《丈夫》等，以及歌曲《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等。这些作品在创作风格上与新文学早期的作品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更为紧密，表现风格更能为大众接受。这种转变，既有作家对新文学早期形态的反思，更有现实形势的迫切要求。人们更希望了解敌后抗战的真实情景，更希望能够通过作品来团结人民、动员人民，鼓舞人们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战斗之中。从文学层面来看，这既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学生存的外在必然。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党理论建设，特别是文艺理论建设的重要收获，具有划时代意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合文艺界的实际，解决了当时十分急迫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如艺术与生活、作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衡量作品的标准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继承与创新的问题等等。这些论述不仅对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创作具有现实针对性，也对之后新中国文艺创作、审美构建具有极为重要的引领意义。之后，在大约相近的时间内，在太行根据地从事文化工作的赵树理创作了一批极为重要、广有影响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在创作实践的层面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回应。其创作思想、艺术追求、社会效应等均体现了讲话的精神。赵树理虽然并没有去延安参加座谈会，却在实践中感受到新文学应有的面貌——被大众接受喜欢，才能体现其价值。当他有机会读到“讲话”的全文之后，受到了鼓舞激励，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他之后的创作一直自觉地、不懈地在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努力。正是在包括赵树理在内的众多作家的共同努力下，新文学在完成对旧文学的革命之后，完成了实现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使命。而赵树理早期的作品也为新中国文学的审美提供了范式。大致来说，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人民立场。文学的根本立场是人民立场。文学由人民的劳动创造而形成，文学又以表现人民的情感愿望与生活而受到人民的喜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也应该表现人民建设新生活、创造新历史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这一要求也体现了文学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价值所在。有“诗王”之称的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强调“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且“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就是说不能单纯地追求形式的华丽，而是要体现内容的价值。法国作家雨果认为，文学要服务于人民的精神生活。他说，“天才的作家如果不属于人民，那末又属于谁呢？他们是属于你的，人民”。他主张，“我们坚持创作社会的诗、人类的诗，为人民的诗”。这些论述反映出不论古今中外的作家对文学人民性的高度重视。这也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赵树理正是这样一位自觉地坚持了人民性的作家。他出身于破落的农村家庭，生活常需借债度日。他亲身经历了一个小康之家是如何被人压榨坠入无望之境的，也看到了中国农村在旧的制度下是如何日渐衰败的。赵树理在求学期间接触到了新思想、新文化，以及进步青年。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撰写文章揭露社会不公，希望能够为父兄这样的人们寻找到出路。早在1926年，赵树理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属于建党早期的共产党员。后因流浪失去了组织关系，又在1937年重新入党。1942年1月，在太行区召开的文化人座谈会上，赵树理呼吁，我们的创作在形式上要向那些老百姓熟悉的作品学习，内容上要有新鲜的进步的东西。要创作那些老百姓能看得懂、喜欢看、受教育的作品。群众是大多数。没有大多数就没有伟大的抗战，也就没有伟大的文艺。这是赵树理最基本的文学观，也是他的创作初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为人民大众的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解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思想情感问题，要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来一个变化，来一次改造。这一论述是党的文艺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概括，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之后新中国的文艺创作、审美构建也产生了本质性影响。而赵树理则是最早实践这一论述，并做出重要成就的根据地作家。他的创作追求正是新中国文学的根本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一论述显示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领导文学事业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则。

二是强化现实精神。尽管文学创作可以表现各种各样的题材，探索风格各异的艺术手法，但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作家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人，是现实生活规定了作家对世界、人生的基本认知，并无时无刻地在创作中流露出来。对现实的关注，区别只是自觉或不自觉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而且只能有这样的源泉，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这一论述是在研究总结文艺创作的实践之后做出的科学论断，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刘勰曾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部优秀的作品就是一个时代的晴雨表，体现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特征、生活形态。赵树理正是这样一个有着强烈现实情怀的作家。他的创作最强调的是对现实有作用，着眼于对现实提供未来与出路。他的创作是为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是让更多的普通群众接受的。因而，他的作品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来，又对现实进行了具有引领性的提炼升华而创作的。他敏锐地发现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寄希望于代表社会进步趋势的人们。1943年，赵树理创作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小二黑结婚》。起因是他了解到有一个叫岳冬至的村干部被暗害了。赵树理参加了这个案件的调查处理，发现了农村仍然存在着封建势力作怪的现象。于是，他塑造了代表封建思想的二诸葛与三仙姑，又设计了控制村政权的流氓无产者金旺兄弟，以他们来衬托表现代表新生力量的小二黑与小芹。他没有让小说中的二黑像现实中的岳冬至那样离开人世，而是让二黑与小芹有情人终成眷属。小说既表现了根据地农村存在的问题，又指出了这样的农村之希望与未来。他通过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在《新食堂里忆故人》一文中，赵树理从故乡的变化回忆了当年家乡的诸种人物给他创作《李有才板话》的启发。在“现在”的食堂周围，生活着当年被他称为“老字辈”与“小字辈”的众多人物原型。也正是这些生活中活色生香的人物给予作家以灵感。在《李有才板话》中，他揭示了当时农村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又表现了蕴藏在普通群众身上的热情、积极性，以“板话”的形式鲜活地描写了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必然。他的创作，不仅仅是讲述一个好听的故事，而是要在故事中为读者指出前进的方向。即使现实生活中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矛盾，但生活的主流仍然是充满希望的，是光明的。这种审美追求在新中国文学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三是坚守理想情怀。理想情怀，至少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家在创作中采用了理想主义，也就是浪漫主义的手法。最突出的特征是抒发对理想世界的追求。这与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生活之希望与社会之理想。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封建主义的统治，挣脱了后起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控制，建立了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人民经过艰苦的斗争，站了起来，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强调人民群众精神世界中对中国未来的希望与自信，强调人的精神力量，强调个人的奋斗奉献对于国家、集体的重要意义；塑造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可供人借鉴仿效的人物形象，洋溢着浓郁的乐观主义情调，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与希望，等等。另一方面是作家个人对民族的命运、国家的未来、党的领导与人民的力量的肯定与信心。作家们的这种情感基础是新中国文学理想主义品格的浓郁底色，是这种理想情怀的精神根底。赵树理的作品中，这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特色体现得非常突出。在《小二黑结婚》中，尽管作家并不回避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且其故事原型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但由于赵树理在生活实践当中看到了中国的出路、未来，艺术地改造了生活，使作品显现出激励人们走向未来的精神力量、情感道义。在《孟祥英翻身》中，他描绘了孟祥英悲惨的过去，并表现了新社会的本质——就是要让诸如孟祥英这样的曾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翻身”，拥有美好的未来。尽管我们认为赵树理的创作是极具典型意义的现实主义，但在他的作品中仍然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这种所谓的“浪漫”，正是其理想精神的艺术表达。他相信中国的未来是美好的，中国人民将在党的领导下拥有更加美好、更具尊严的新生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可能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并且特别强调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要求二者要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既是对文艺创作经验的历史总结，也是在现实斗争中对文艺理论的创新，对新中国审美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这一论述是对党的文艺理论的继承，更是新时代对党的文艺理论的创新，是新时代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原则。这种基于现实精神的理想情怀是新中国文学的基本审美品格。正是大量的具有理想品格的优秀作品鼓舞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克服艰难困苦，战胜千险万阻，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伟大胜利，鼓舞激励着我们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迈进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四是表现民族特色。赵树理开始创作，更主要的是对现代派文学的摹仿。这也是当时新文学的一般状态。但是现实对他产生了巨大的触动。那就是普通读者对这样的艺术表达难以接受。他们更喜欢类似于《七侠五义》之类的传统小说。这使赵树理认识到，如果作品不适应读者的审美需求，就难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开始自觉地采用能够适应老百姓审美的手法进行创作。这一尝试大约经过了十余年的时间。尽管也有诸如《盘龙峪》这样的长篇小说发表，但总的来看影响不大。直至1943年《小二黑结婚》面世，才产生了巨大影响。之所以如此，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小说借鉴了传统章回小说的叙述模式，强调叙述的情节性，强调人物的命运转化。其次是小说塑造了十分鲜活的人物形象。诸如二诸葛、三仙姑这样的被典型化的旧派人物；诸如金旺这样的代表了现实生活中负面力量的反派人物；以及二黑与小芹这样的代表着农民未来希望的新生人物。这些人物基本构成了特定时代人物形象的主要类型，具有典型意义。同时，对他们的描写细节生动、性格突出，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再次是小说生动地采用并提炼了民间语言。赵树理的创作对现代汉语的雅化，以及其生动性、准确性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既能够保持民间语言的鲜活，又规避了方言俗语中生僻、粗俗的部分，保留了最具生命力与表现力的成分，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品格。除了这些手法上的努力外，最重要的是，赵树理的创作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表现的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的生活面临的问题。从根据地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婚姻问题入手，反映了在一个新的时代来临时人们思想与精神的深刻变化。这成为他创作中最主要的特点。重视民族传统审美中具有生命力的内容，发挥传统小说、传统艺术，以及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中具有现实意义与生命力的成分，并使之融为一体是赵树理的重大贡献。同时，他对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之心理、情感与精神世界的熟悉与表现达到了时代的高度。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强调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应该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他要求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五是勇于创新探索。文学创作最忌固步自封、因袭陈规，必须不断探索，努力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新文学运动就是在接受外来创作手法、观念的努力中完成了对旧文学的革命。如果不去汲取吸纳新的创作手法、创作观念，中国文学就没有可能发展进步。在完成了对旧文学的革命之后，新文学需要解决的就是疏离大众、欧化倾向突出的问题，从既有的模式中突破创新，创作出能够很好地融外来手法与民族风格于一体的优秀作品。赵树理的意义正是这一创作趋势的典型代表。在经过了对流行模式的短暂尝试后，他回过头来，认真探索，努力新变，从传统文学与艺术，以及民间文化中寻找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审美因子，努力把具有现实意义的素材与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手法结合起来，有机融合，创作了一批既具有现代品格，又充分体现出民族审美特色的优秀作品。这种探索不是简单的复古、怀旧，而是在既有基础上的创新、升华，是对新文学初期创作模式的突破、新变。这些努力，应该说非常突出地体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代替自己的创造。今天我们认为赵树理是一种传统，但在当时却是非常大胆勇敢的创新。这种创新主要是在新文学革命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取舍传统审美中具有积极意义的成分，与具有时代意义的内容结合起来，形成继承传统审美、延续新文学革命精神的具有民族特色、大众需求的，体现了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品格的审美范式。这对中国文学而言，意义十分重大。正是赵树理，以及大批作家的不懈追求，才使新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赵树理早期的创作不仅在各根据地影响颇巨，在国统区也影响重大。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现当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文学创作流派“山药蛋派”。当时的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先后撰文，对赵树理的创作予以高度肯定。当时的美国记者贝尔登撰文指出，赵树理是根据地最具知名度的人物。1947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像赵树理一样投入到解放战争与土地改革的实际工作当中。边区文联副理事长陈荒煤做了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会议总结，提出“为了更好地反映现实斗争，我们必须更好地学习赵树理同志！大家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吧！”这一号召对赵树理的创作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评价，也非常深刻地影响了之后新中国的文学创作。（作者：山西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 杜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