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万里茶道-亿点网

南船北马襄阳地　东连西接晋乡情
9月23日，重走晋商万里茶路采访团到达湖北省襄阳市。
　　与以往站点不同，襄阳站的采访开始于一场主题为“南船北马襄阳地东连西接晋乡情”的座谈会。
　　主办方特别邀请到多位襄阳当地文化名人，以及在襄阳的山西老乡、介休北辛武冀以中（立信堂）冀氏后人等诸多万里茶道相关专家、新晋商代表参加了讨论会。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各方人员就万里茶路襄阳段的相关情况，现存老码头、遗址遗迹，申遗现状等进行了分享。同时，襄阳新晋商代表也纷纷表示，在外做生意，绝不能丢老家人的脸，一定把晋商精神发扬光大。
　　张维东万里茶道专业委员会主任
　　“胆子大”“走出去”是刻印在历代晋商骨子里的精神
　　“胆子大”“走出去”是刻印在历代晋商骨子里的精神。早在明朝，晋商就已经走遍几乎整个中国。有资料显示，曾有晋商后代远赴新疆寻亲的记载，而且在清军入关前，就有晋商以包衣人的身份与满人做生意。当时的社会阶层是士农工商，商人被排在后面，是不被看重的行业，但是山西人重商，并且认为从商大有可为。很多山西人家里的孩子，读书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到商号里当学徒，至少学习三年，端茶倒水、练毛笔字、打算盘，去的时候还得找人担保，三年后才根据情况是否留用，真正出徒要五到七年。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晋商，不一定都是大商户，更多的是中小商人。他们之所以经商，其实还是为了养家糊口，是为生活所迫，从商是他们改变命运的途径。在我们晋中很多县的农村里都留有旧时的豪宅大院，都是当年外出经商的人挣了钱回老家去盖的。”万里茶道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维东说。
　　晋商之所以有当时的成就，有几个重要因素：首先是他们不管走到哪里，诚实守信放在第一位，《行商遗要》《行商纪略》开篇都是先讲天理，讲不瞒老，不欺幼，义立四方，然后才是做生意的规矩；除了诚信，晋商做买卖很灵活，“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几乎无所不营，茶叶是大宗生意，还有开油坊、磨坊，生豆芽，卖豆腐，基本上什么挣钱做什么；此外，还有管理制度的创新，由他们首创的总柜经济模式，与现代“总部经济”模式有相似之处，茶票商们把总柜设在老家，在产茶区与国内各大商埠设立分庄，最高决策层即东家和大掌柜，坐镇总柜，运筹帷幄，各分庄掌柜有职有权，灵活经营，产供销运一条龙，而且四年一个账期进行结算，从根本上解决了当时交通和通信的不便的问题；还有就是“东伙制”的创新，所谓“顶身股”，即确认茶票庄职员人力股份，与东家投资的银股一样享有股金分红权，但不承担亏赔责任。“顶身股”这种股权激励管理模式，一方面促进商号实现了资本所有权与经营使用权的分离。另一方面，促使雇佣职工树立了与商号荣辱与共、同舟共济的主人翁意识。这些创新和精神，对当代的晋商都有着借鉴意义。
　　李治和襄阳五中特级教师、襄阳民俗专家
　　手绘“万里茶道”示意图显晋鄂两地情深
　　今年79岁的李治和，在襄阳民间非常有名。他退休后热心于公益事业，为襄阳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做了大量工作。研讨会上，李治和开门见山地介绍自己中学就毕业于襄阳山陕会馆所在的襄阳二中，拉近了与山西的距离。随后，李治和讲述了他在全国各地看到的山陕会馆情况，以及自己和山西人的缘分。最令在场所有人感动的是，分享结束后，李治和当场展示出一张自己手绘的“万里茶道”示意图，上面详细标注着中俄万里茶道的诸多重要节点。
　　叶植湖北文理学院教授
　　山西与襄阳缘分由来以久
　　叶植教授研究“万里茶道”历史文化多年，曾撰写《申遗背景下的襄阳港与万里茶道研究》《万里茶道襄阳节点申遗赴豫晋蒙冀沿线考察报告》等文章，并带领学术团队，协助襄阳市政府完成“万里茶道”襄阳节点申遗资源调查工作。
　　叶植说，为了多方收集襄阳和“万里茶道”关系的线索，他曾经在媒体上发出过现金奖励的消息，但是一直没有奖出去。没想到，这次研讨会上，让他得到了山西介休冀家商号在襄阳的相关线索，收获非常大。
　　襄阳与山西的缘分由来以久，魏晋南北朝时的名将柳元景祖籍便是河东郡解县（今山西运城），至曾祖父柳卓时才迁居襄阳郡（今湖北襄阳）；还有大家熟知的关公，祖籍是山西，建功立业在湖北，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凝固在血液中的，不论走到哪里都要修关帝庙（春秋阁）。此外，襄阳也是山西历代移民的重点地方。
　　汉水是中国古代内河最便捷、最畅达、最繁忙的“黄金水道”。在中国版图上，只有汉水是南北向的，它连起了长江与黄河，连起了南方与北方。而襄阳正位于汉水中游，其水路航线开发成效尤著，“到清代中期，汉江上汉口到襄阳的船每年约有两万只，老河口到樊城、樊城到赊店，长期往返的船只大概在1600艘。可见当时襄阳水运的发达。”叶植说。历史上，从汉口到襄阳的汉水航线是推动襄阳经贸发展的动脉，尤其是晋商从汉口将茶叶运来，促进了襄阳清代中叶的繁荣。
　　“所以说，襄阳是万里茶道绕不开的点。”叶植说，襄阳的古城，20多个会馆，30多个码头都属于“万里茶道”申遗的遗产资源，虽然项目尚未正式对外公布结果，但是工作一直会坚持做下去。
　　李秀桦襄阳地方文化研究者、襄阳文化遗产民间保护组织“拾穗者”发起人
　　清朝兴建的山陕会馆保存相对比较完整
　　作为襄阳地方文化研究者，李秀桦不仅对襄阳的历史文化、会馆文化非常了解，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时间。2006年，李秀桦在寻访汉水上游一个古镇的会馆时，不慎从戏楼掉下，造成腰椎骨折留下后遗症，走路不是很方便。即使如此，他对于地方文化遗产的热爱，始终没有变。他说，最初是因为个人喜好，看着那些遗产在逐渐消失觉得太可惜了，就想用笔用照片把它们记录下来，发出去，希望能间接起到保护作用。
　　李秀桦介绍：清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各地商人在襄阳兴建了山陕、福建、河南、浙江、徽州、湖南、武昌、黄州等21座会馆，现存的有6座会馆，其中4座是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一座是襄阳市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山陕会馆保存相对比较完整，仅碑刻就有17通，是研究秦晋商帮和樊城商业文化的重要实物文献。经整理的山陕会馆碑刻文献已有两万多字，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山陕会馆由关帝庙—山陕庙—山陕会馆的发展历程，是厘清和研究山陕会馆历史沿革、形制和功能、经济贸易史、与汉水流域其他地方会馆和商号关系的珍贵文献资料。
　　王夕平襄阳文化名人
　　樊城区有条当铺街山西冀家曾在此经营
　　作为一名生在老樊城、长在马道口的襄阳人，王夕平不仅收藏老城青砖、柱础、木构件、瓷器、老家具等老物件，还坚持用相机记录城市变迁，拍摄老街老巷。王夕平曾耗时三年，制作了十米长卷，把樊城前街200多座商号、店铺和街道巷子标注一清，他在用这些文化碎片，留住对故土的记忆。
　　王夕平说，山陕会馆在襄阳是非常有名的。当地有句俗语“山陕会馆金銮宝殿，武昌会馆三宫六院”，说的就是山陕会馆建筑之精美，工艺水平之高。不过，他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在樊城区有一条街叫当铺街，这条街的命名正是因为当年当铺非常多，其中一家叫逢其源当铺，俗称“冀家当铺”，就是山西商人开的，它在迎旭门码头附近，这个位置非常繁华，当铺面积东西七间房，南北136步，它旁边还有一个估衣铺（小规模当铺，主要当老百姓家里衣服），这家老板也姓冀。现在因为城市变迁，当铺街成了小区的内部路，但还是存在的。
　　所以说，晋商对襄阳的文化、生活影响是很深的。
　　赵乐城襄阳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
　　晋商的精神内核永远不过时
　　赵乐城老家在山西忻州定襄，父母都是山西人。两岁时，他随父亲到了部队，1982年大学毕业后留在了襄阳，做了10年公务员后，1992年下海经商。商海几经沉浮，他现如今是襄阳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经营一家企业咨询公司。
　　赵乐城说，虽然自己不会讲山西话，但是只要听到山西话、见到山西人，就觉得特别亲切。以前对晋商了解不是很多，只是觉得底蕴深厚，而且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当年的晋商要背井离乡，到那么远的地方做生意。直到2016年，他回了一次老家，才解开了心中的疑惑。
　　“襄阳出发，正北方向900公里就是忻州定襄。当时是4月，襄阳盎然春意，但是越往北走，绿色越少，到了我们定襄，就只看到黄土地了。”赵乐城说，当时，他就在想，晋商当年的出走，和当地农耕环境差、农业产业少有关系，而处于中部地区的地理位置，又恰好可以让晋商在南北流通、物流方面做文章。
　　现如今这个年代，再去思考晋商精神，更多的还是寻找其内核，一个是满足需求，一个是诚信，还有就是利用工具提高效率，这些经商现象最底层的精华，永远不过时。
　　冀宏强介休北辛武冀以中（立信堂）冀氏后人、公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踏实能吃苦是晋商的老传统
　　作为晋商后人，感谢大家对晋商文化，晋商精神的关注。山西人为什么要做生意，与地理条件、物质基础是分不开的，从最早贩盐，到后来的茶、醋、烧酒，只有走出去，才能活下去。冀家从祖上从介休发家，一直经商，票号当铺钱庄，当然也做茶生意，分号开到全国很多地方。仅清嘉庆到道光年间，冀家在湖北襄阳、樊城一带的商号就有70多个，经营以当铺为主，次为油坊、杂货铺，还有绸缎庄、京货铺、茶叶铺、钱庄等。谈晋商必须要谈关公，他是每个晋商心中的“净土”，议事要去春秋殿，当着关老爷的面，照亮内心的阴暗。山西人不贪钱，每年从山西来襄阳做生意的人都不少，虽然大多数做些基础生意，但是都踏踏实实的。冀宏强说，他们一家几兄弟，现在主要做纺织品原料生意，30多年了，从来没有向人借过钱，有啥都是自己杠，吃苦耐劳是晋商的老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