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山右书坛老一辈书家，袁旭临始终保持着他那一辈书家特有的对传统的敬畏，尊崇与处世的平淡、低调。因而，在山右书坛虽然他位置显赫，但并不以此炫人心目，人们对他的关注并不是其来自地位的影响，而是来自艺术本身。
袁旭临书法创作的基调无疑是文人化的，这是他书法审美的价值定向。他的书法在风格上源于米芾，同时，也明显受到来自二王一系的影响。如孙过庭、怀素、文徵明、董其昌、宋元明人手札及现代沈尹默都在其书中有或多或少的影响痕迹。可以看到，对书法文人化审美价值的总体把握，使袁旭临获得了一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即基调是统一的，而书法取法则是多元的。这使他的书法审美体现出一种风格的多变与鲜活。而这是相对不易做到的。因为书法的文化作为一种精神价值追求要大于一种审美风格的追求。风格相对于精神气质的弱化则使风格易于趋于僵化和死守一家一派，从而最终导致创作上的枯竭。袁旭临书法取文人化立场而创作则始终保持开放性和杂多的统一。其书风雅而不枯、不弱、不媚；雅而劲健，雅而有骨。无机气、死气、匠气,文人气洋溢充盈。
就书法文化本身而言，其价值定向与选择始终构成中国书法的价值标准。王国维认为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即古雅。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审美特征，它规定了中国传统书法绘画的审美疆域，故雅俗之分便成为文人书法的价值分野。黄山谷论书力诋俗态，认为“士大夫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则不可医。”他高度评价苏东坡书法，而其不可企及处则在于胸中有书千卷，故其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披拂而出。而他对周越的书法批评，则指其为“胸次之罪”，即无文心文气，书病于韵。明代董其昌论书也力诋俗气，认为书不可有兵气、江湖气、村气、妇气、匪气，而倡为雅气，认为书应有蔬笋气、山林气，质言之即士气。
袁旭临的画与其书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也是充溢着文人气的品格与情怀。他的大写意花鸟取法吴昌硕、齐白石、山水画取法王蒙大写意花鸟以书法入画，笔墨淡逸，点厾皴染皆、石涛、黄宾虹，尤以花鸟画得白石老人精神。其主化运，不沾著于形迹，此又昭示出其对文人化的一意孤往矣。在这里袁旭临书与画的文化价值追寻臻于一致。